编者按：章念驰是我国著名台湾问题专家，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之孙。自1988年起涉入两岸关系领域，迄今已三十年，他亲见“一个中国”经历了万般考验而巍巍不移，目睹了民进党由盛而衰，见证了两岸步入“和平发展”时代。章念驰对台湾问题有着深厚的情感，他说，我这一生大概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研究祖父章太炎，二是两岸关系。

　　做观察台湾的第三只眼睛

　　我出身于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家庭。戊戌政变发生后，受清政府“钩党令”影响，祖父章太炎避地台湾，通过《台湾日日新报》撰文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我亲戚中的不少人也于1949年后去了台湾与海外，因此我从知事之始就接触到两岸关系与台湾问题。冥冥之中，我的命运似乎终要与台湾问题结缘，而这一切都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变动和一次展览会。

　　1978年，我进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最初主要从事近代史的研究。1979年1月1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首次公开向台湾与全球宣布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主张，开启了两岸交流交往的新篇章。1982年召开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国内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三大任务，“实现祖国统一”作为任务之一被提了出来。为了落实“和平统一”新方针，党和国家后来又确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亿万民众投身于“统一大业”的时代洪流之中。

　　为了宣传新的对台方针与政策，1984年左右上海与其他各大城市先后举办大型对台展览会。很巧，在历史研究所的我被召去参加这项工作，负责上海展览会的第一部分“台湾的历史与现状”。原本我对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所知甚少，这意外地让我研读了许多相关资料，也开启了我人生的崭新一页。

　　由于两岸隔絶多年，那时候能够接触到的台湾现状的资料非常少，大陆第一批从事对台工作的人、对台研究的学者絶大部分都出身于历史专业。这是一个一般人几乎不能接触的禁地，所以非常神秘，非常闭塞。那时对台观念呈现出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我为主。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瞭解到台湾的“十大建设”“土地改革”“民主化运动”等，惊讶于其发展的迅速。配图时用了一张他们机器收割甘蔗的照片，结果在领导审查时被大大批评了一顿，说我没有头脑，怎么把我们落后他们先进的写出来，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于是，我赶快找了30年代台湾还在用砍刀收割甘蔗的照片放上去，领导这才满意。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禁严，两岸从此可以探亲，真正开启了两岸关系，但这不是他一家之功。那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年，对台宣布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等政策路线也对台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与其说是蒋经国主动地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宣布两岸开放探亲、交流，还不如说我们改革开放引来了势不可挡的发展，促进了两岸开放的出现。

　　1988年，著名学者王元化、上海外办主任李储文、社联秘书长乔林有感于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对台交流学术团体——“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我有幸担任了秘书长。促进会分为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将近一百人，囊括了上海的学术精英和学术界代表人士，汪道涵就是我们促进会的顾问。现在把名单拿出来一看，他们都是那个时代学术最有造诣的一批人。回想起来，我从事       两岸关系属实起步很高，一上来就担任了这样的工作。

　　当时汪道涵很有先见之明，很重视法学队伍的建设。他认为未来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法律，所以未来两岸关系每发展一步就是法律往前推进一步，法学专家应该走到前面来。因此，1995年，他在上海设立台湾研究所，所长由从事法律的曹建明担任，我有幸担任了副所长。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汪辜会议的结果就是达成了三个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后来进一步发展，到马英九时代又达成了23个协议。如果不是2014年“太阳花学运”打乱了两岸进程，我们还会有更多法律共识和协议，能进一步规范两岸关系以符合双方的要求。

　　后来我们分析认为，光是研究台湾问题是没出路的，汪老建议要把台湾研究放到更大的国际格局当中去，特别要研究台湾问题背后的美国因素、日本因素、地区因素。因此才有了1995年上海东亚研究所的成立，起码把台湾问题先放在东亚格局上去研究，我又有幸担任了所长。实际上，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而不单纯是一个内政问题和两岸问题。美国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和插手，两岸统一容易得多。现在关键就是美国横插一刀，把台湾当做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利用它来遏制我们、牵制我们。

　　经历了两岸关系30年的整个历程，我对东亚所的感情很深。为什么要成立东亚所？因为它是位于体制外的民间组织，人家都称我们为第三只眼睛，意即用另外一只眼睛来观察，以弥补体制内的不足。所以我们研究的报告呈送上去，被接受的比例很高。比如去年，东亚所撰写报告125篇，其中被中央采用的比例大概占到1/3。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走体制外的智库道路，但是我们毫无疑问是最早的。

　　在我看来，台湾研究好比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它的底座就是情况研究，中国大陆研究台湾情况的部门多如牛毛。相比之下，我们东亚所里成员的情况研究是非常透彻和扎实的。直到现在，我还保持一个习惯，每天一早醒来，第一时间就看报，翻阅所有可以看到的台湾报纸和杂志，比方说《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之报》，来瞭解台湾的每一个变化。台湾人知道的我们必须知道，台湾人不注意的、不知道的，我们也要想办法知道，要比台湾人更台湾人。

　　老实说我都不大敢出差，出差一两个礼拜不看报再回来，就没发言权了。真正的专家是只要在岗一天，就必须非常透彻瞭解台湾的每一个变化，基础研究要搞得很扎实。有人觉得现在看看网络信息就足够了，我却认为网络无论如何都替代不了报纸。摊开报纸，扑面而来的就是台湾各种气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两岸关系的，从版面的设计到图片的安排，你能感觉到距离他们很近，近到可以不断地追问。

　　在情况研究的基础上，东亚所的使命就是搞政策研究。台湾发生了这么多变化，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策？现行的政策对不对？哪些地方有待调整？这些都要搞清楚。这工作非常辛苦，因为必须走到政策的对立面，变成现有政策的敌人，容易被自己人误解为老提反对意见的异类。但真正的学者必须完成这样的使命。我们现在是和美国、日本等国家在一个大棋盘上博弈，看谁出招好，谁敏捷领先，如果没有这样一批人提出新政策，我们将永远落后。

　　调整政策后，更高的目标是建立对台工作的理论和论述，一个行为如果没有理论的配套，就是不可靠的，这就涉及到顶层设计。从千军万马的基础研究到政策研究，到顶层设计，这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

　　从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到上海台湾研究所，再到上海东亚研究所，我深耕于两岸关系领域直至今天，几乎参与了它的全过程。历经种种波涛骇浪，亲见“一个中国”经历了万般考验而巍巍不移，目睹了民进党由盛而衰，见证了两岸步入“和平发展”时代。我人生最宝贵的近30年的精力，几乎都与统一大业结为一体，我的喜怒哀乐几乎与两岸关系浑然一体，最终成了一个两岸关系的专业研究者。 

　　两岸共同缔造统一

　　两岸分离从1949年到现在是70年。这70年中的前40年双方是没有交往的，两岸相互隔絶、相互对立，但这始终是我们心头大患，我们一直想解决台湾问题，当时统一的愿望很迫切。从严格意义上讲，《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时两岸关系还没开启，直到十年以后，两岸才开放探亲，有了往来。所以两岸关系很年轻，充其量也就是30年的历程。

　　从《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到30年的往来，两岸离统一更远了还是更近了呢？我的结论是更近了。封闭、隔絶往来是最可怕的，如果倒退回到蒋经国“三不”时代，不往来，不接触，不谈判，就什么都没有了。两岸往来正式开启以后，才有了统一的希望，有了台胞探亲，有了商业往来，有了通邮通航通商，有了两岸婚姻、学术交流，一直升级到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也可以自由行，自由选择职业。到马英九时代，两岸交流的最好时期，怦地一击，猛然发生了太阳花学运，在我看来，很多人的解读都不对，这是表达了对统一的害怕，他们对统一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没有做好准备。

　　40年来，台湾经历的最大变化是内因变化，国人对台湾的理解很多时候是从外因、从自己主观的看法出发，初衷不是要真正地瞭解它，直到今天，瞭解台湾的人还是凤毛麟角。虽然我们同为中华民族，但我们有不同的历史经历，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难以产生民族情感的共鸣。台湾发生的变化跟我们是在不同制度背景下、不同轨道下的。

　　谈及变化的由来和变化的痕迹，那就是1949年以来，台湾经历了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经历了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二战以后，大批从过去殖民时代挣脱出的新兴国家涌现，这些国家所走的道路有其共性，那就是对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追求，这催生了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用西方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来讲，20世纪世界的特点就是民主化和本土化，“激情”是促进“自由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主要因素。大部分被殖民的国家都有一段痛苦的历史，追求自己的民主权利和追求本土被认同，就是一种“激情”。在“民主化与本土化”运动冲击下，维持了三十年的“党禁”“戒严”，最终只能宣布解除，台湾走向“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取代了“一党专政”，开启了“政党轮替”，人民成了选举的主人……

　　但是21世纪伊始，解决了“阶级身份”问题后，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难民和战争。大量的难民涌到了美国，涌到了欧洲，使已经平衡的劳工与资本家的矛盾再次变得尖鋭，出现新的身份认同问题。国民要求保住自己基本利益和既有的优越地位，开始关注“政治身份”，所以又出现了民粹主义，破坏了民主协商机制，导致民主陷入瘫痪，经济受损，失业高涨。现在全球几乎都在责备民主化，因为民主几乎都变得激进了，变成了民粹，变成了极端，随之而来的是需要新的认同。跟19世纪、20世纪追求的认同不同，现在认同不是有饭吃、有土地、有自由，而是更讲究要有尊严、要有平等。

　　得到民主权力的台湾民众，从“出头天”到“要自己当家做主”，再到“台湾主体意识”的形成，再到台湾“国家意识”的形成，也出现了“台独”意识以及“一边一国”意识。正如福山所说的“群体开始关注‘政治身份’的认同问题”，也造成了“民粹主义和权威政治的崛起”。一部分追求“台独”的人，开始对“认同中国人的人”施以民粹暴力，塑造了“蓝緑”与“爱台卖台”的二分法，割裂社会、族群，制造“统独对决”等等。这样一来，这个“自由民主政治”也就没有自由与民主了。

　　台湾正是沿了这样一条道路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他们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到认同一个中国，慢慢变成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和不认同一个中国。这用“数典忘祖”和“不爱祖国”的批评是没有用的，正如福山所说“政治身份的认同的混乱”有其必然性。只有认识到这种演变的来历，才不至于盲目以对。  

　　所以解决台湾问题，不是说我们经济发展了就能解决，给予“惠台政策”是不够的，我们更多的应该给予“合情合理”的“政治身份”，给予更多的“尊严”，给予“平等”协商的地位，给予“共同缔造”的权力。所以在给“台胞”国民待遇这问题上，在讨论“台湾方案”时，在制定“和平协议”时，在参与“和平统一”时，我们特别要注意“五个充分”，体现出“平等”“尊严”，以理服人，避免简单与粗暴，才能取得人心。靠一味教训、谩骂、威胁，是不可取的。 

　　总的来讲，两岸关系一定会走向统一，这点不需要抱任何怀疑。但应该承认，现在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闇，是最困难的时期，毕竟是民进党执政。去年台湾九合一选举，显示出蔡英文执政两年都不到，已经完全走下坡路了，显得力不从心。目前的关键是大陆缺乏统一的纲领跟法律政策，习近平主席今年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统一了新的论述，有理论、有高度、有情怀，字里行间说不尽的是统一为两岸带来的福祉，并表明我们始终坚持和平统一，不轻易动用战争来解决。认同这论述的人就是我们的统派同盟军。

　　我的鸽派导师汪道涵

　　在从事对台工作上，汪道涵对我的影响、帮助最大。十多年来，我有幸近距离地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丰采、享受他的人格魅力，实在是一生之幸。从他担任海协会的会长到他去世这15年，我几乎是一直陪伴着他，包括东亚所、台研所，有人称我是他的助手，是他的智囊，这确乎是太抬举我了，我只是曾经跟随他学习的一个小学生而已。

　　我与汪老熟识是始于1991年，是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出任会长，但他没有去北京办公，大多时间仍在上海工作，一直找专家学者分析台湾形势和讨论国家大事。我当时是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也开始涉及台湾问题，故常被汪会长找去讨论台湾问题。1991年上海台湾研究会成立，我任秘书长，与汪会长接触机会更多。1995年上海市台湾研究所成立，他推荐我担任副所长，为他服务的机会就更多了。

　　在他身边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因为这个领导瞭解得比你多、比你全面，你永远跟不上他。当时，一周开三四次会是常事，接二连三被批评也是常事，我们经常开夜车，两三天无休工作是常态。大概有三五年的时间，我的工作是把每天台湾新近发生的事情搜集起来，每晚11点到12点给他汇报。如果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不用想，肯定是汪老来询问情况了。几年下来，一般人肯定就受不了了，特别是冬天，深夜气温骤降，握着听筒的手都冻得通红直哆嗦，还得接受汪老的“拷问”。但是这艰苦的几年也是我受益最多，长进最快的时期。

　　汪老认为，对台工作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台湾的感情是什么？把它当敌人，还是当兄弟姐妹？汪道涵对台湾同胞寄予深切的爱，理解台湾近代以来遭到的委屈。对待台湾，他就像父亲对待一个失散的孩子一样。一个曾经跟你闹不愉快的孩子出走了，他最后想通了，要回来，兄弟姐妹们也许不原谅他，但是父亲可以原谅他、欢迎他。我们说和平统一，但直到今天，大部分人想解决台湾问题，不是想怎么和平统一，结束过去的历史的争议，想来想去还是怎么用武力征服他们，鹰派很值钱，鸽派不值钱，这其实与我们的政策内涵背道而驰。汪老首先教给我们的，就是在对台工作中倾注感情。

　　汪道涵是国内最早把台湾问题放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当中去思考的人，而絶不是就台湾问题论台湾问题，他的起点和立点站得很高。汪老心中始终装着整个国家的大局，怀着对祖国的忠诚与深切的爱，他时时刻刻关心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他的一个中国观念，即是将台湾放在整个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大格局中去考虑的。从汪老那里吸收营养，后来我写文章也把台湾问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中去考虑，题目是《统一是中华民族复兴艰巨而伟大的过程》。2002年，王毅进入外交部担任常务副部长，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我这篇文章做了批示，让《大公报》跟《文汇报》以特刊整版报导，把这篇文章作为对台工作的思路，我感到不胜荣幸。

　　汪道涵还提出瞭解决两岸问题的基本理论——“平等协商，共议统一”。统一是共议统一，双方共同来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统一不是你是客人，我是主人，我们都是主人，统一的方式是平等协商，不是我强加给你，也不是你强加给我，这就叫和平统一。

　　他积累了很多台湾朋友，虽然统独立场不尽相同，他总是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听三个钟头，四个钟头都会听过去。耐心地听完最后一句话，和颜悦色地做他们的工作，喻情喻理喻利，用祖国亲人的宽阔胸怀去感召对方。他坚持一个中国，但他从不用机械教条的方式去宣传，而是喻一个中国在一切之中，让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的巨大人格魅力所倾倒，使台湾各界人士都愿意对他倾诉衷肠。

　　汪老生前曾多次表示，希望去台湾看一看，希望以亲人的身份，看望台湾同胞。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辜振甫的盛情邀请下，汪道涵曾一度计划赴台参访，但受到台湾当局阻挠没有成行。

　　搭建沪台研讨的桥梁

　　20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参事室加强对外交流的要求十分迫切。恰巧我当时还没有离任，仍是参事，手上两岸交流的资源又很多，所以我把台湾《旺报》社介绍给上海市政府参事室结成对子，每年由他们共同主办沪台研讨会。《旺报》是台湾最大的战争统一的喉舌，在台湾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参事室则代表了整个上海，服务面广，影响广。不曾想，这样一个多元对话的渠道最后变成了上海的品牌，办得很好，从2011年一直坚持至今。历届研讨会以经贸文化交流为纽带，以反独促统、统战联谊为原则，凝聚各方智慧，为促进沪台城市间合作交流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选择媒体界的《旺报》作为合作对象？在台湾，现在影响最大的是媒体，而不是一个工业总会或者农业总会，行业总会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旺报》又是台湾媒体中最理性的，具有明显支持两岸统一的态度，所以它在台湾有很大的号召力，有能力组织台湾一些正面人物、头面人物到大陆来交流。所以，《旺报》扮演了大陆跟台湾之间交流的桥梁角色，每年坚持开研讨会，均达到一定的规模，每届都有一百多接近两百人参与进来。《旺报》跟参事室举行研讨会选择的题目都非常好，富有深度，深入到经贸、文化、养老，什么都有，而不局限在谈政治，谈两岸关系或者谈选举，例如2019年的主题是“提升城市能级：创新、人文、生态”。

　　我有幸追随汪道涵等领导工作，有幸深入地参与和见证了两岸关系巨变，经历了两岸的骤风暴雨，至今还担任着上海市政府参事，依然工作在两岸关系的风口浪尖。心无旁骛，一生只挖一口井，直到清泉源源涌出，这成了我无怨无悔的选择。

　　我对统一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虽然眼前台湾是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动荡不安，这只是最终统一前的徒劳挣扎！三十年前的台湾，与今天的台湾己衰弱得不可同日而语了，而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祖国大陆，成了台独不可逾越的五指山！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与定力。我依然保持着“鸽派”的自信！

　　国务院参事室国庆七十周年专辑

　　载2019年12月《国是谘询》特刊

　　吴睿娜、周思宇采访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