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寻中国未来发展之路，需要认真回顾中国过去的历程，至少，要从晚清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研究。国家何以强盛，民族何以复兴？作为跨越国、共两党的历史人物孙中山先生，其思想对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探索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

　　1924年12月，一支3000人的军队从广州黄埔军校出发，一举击败了拥兵万余的洪兆麟部主力，把陈炯明赶出广东。而此时距离这支获胜军队的成立仅仅6个月。当一群怀抱理想的青年学生会聚在广州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并立志以军事学习建立一支挽救中国命运的新型军队时，军阀范石生曾经十分不屑地当面奚落军校校长蒋介石：“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以完全缴你的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68页。然而，范石生错了，这支学生军不仅打败了陈炯明，还越战越勇，以寡胜多打败了孙传芳、张作霖、褚玉璞、张宗昌、吴佩孚等军阀。创办黄埔军校的人也不是蒋介石，而是孙中山。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何这么强？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一支不同以往的以意识形态凝聚军心的新型军队。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即以“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为题训话。何谓“高深的学问”？其主要内容就是旨在救国救民的孙文学说。

　　孙中山早在1905年就在《民报》提出“三民主义”这一名称，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又吸收了社会主义、科学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王尔敏就认为其中的“民生主义”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社会制度。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华世出版社1976年，第18-19页。这一学说受到当时一批接受新文化思想的青年人的欢迎。据罗家伦回忆，黄埔军校的许多学生都是因为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来参军的。陈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罗家伦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第43页。这种新文化的一个重点就是法国大革命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而孙中山不仅对法国《人权宣言》推崇备至，还将“自由平等博爱”等同于“民族民权民生”。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载《国父全集》（第一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3年，第80页。孙中山认为，“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96页。正是这种新型的国民革命的精神，号召了热血青年投入开创一个充满自由、平等、博爱新中国的洪流中。国民党元老邹鲁回忆，当时大量学生因信仰三民主义而投身国民革命，国民党出现了吸收青年人入党的高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全集》（三），三民书局1976年，第303-304页。

　　然而，腐败专制的清政府是被推翻了，但民国建立之后，国家秩序却陷入混乱之中，尤其中央政府权力不张，地方各自为政，相互争斗。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存在两种力量，“一种是力求实现共和保全民国，一种是要行中央集权以恢复秩序”。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在孙中山看来，如果有人假借恢复秩序之名而行复辟帝制之实，则为历史潮流所不容。对于“反满”革命与推翻帝制的关系，孙中山说得很清楚：“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其分作两次做”《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二

　　一个国家，有了“共和”之名，如何进一步实现“共和”之实？对此，孙中山认为应该要落实“民权”，也唯有落实民权，让人民真正以“主人”而非“奴仆”心态看待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才能真正地强大起来，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republic。孙中山说，“今日欲维持民国，须于地方上开通民智，振起民气，使知民国乃以人民为主人，使各地人皆知尽主人之义务，则国事乃有可为也。”《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0页。这种民权思想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因为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对“民”的重视，从文献原意看仍然是一种统治阶层精英视角下的看问题，并非允许普通老百姓获得现代意义上的民权。

　　如果说在一个新型国家中人民应该有权是个不争的真理，那么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技术性问题——这一问题对今天的海峡两岸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这一问题上，孙中山认真地分析了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与政治运作的现实，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路线图。而这一路线图的一个两座基础是孙中山的“性三品”说。孙中山认为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的“不知不觉者”，前者引领后二者，但三者应协力合作，“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造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4页。孙中山在1921年说，“中国奴制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00-401页。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自古以来较为成功的“维新”变革，都不是断裂式的革命，而是包容性的改良、连续性的变化和发展。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9页。孙中山是个接受了大量西方思想的革命家，但同时也是个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的领导人，甚至有学者认为，“应该说，近一百多年以来，国家领导人最重视道德传承转化的，第一个就是孙中山”。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24页。孙中山提出了“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孙中山去世后，民国政府在"八德"之外又加上管仲的“四维”（“礼义廉耻”）作为国民教育之根本。认为应该先弘扬道德、开发民智、教育人民，然后再一步步开放政治权力给老百姓以落实民权，实现宪政。今天中国大陆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在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729/c40531-25360483.html从这个方面看与中山思想一脉相承。

　　三

　　现在海峡两岸都追求经济发展，追求GDP效应，这本无可厚非，但物质与经济不是万能的。国民党从大陆败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无真正践行中山思想，是否背离了中山先生的精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人没有照顾到广大基层人民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絶大多数的农民的经济利益；虽然提倡“四维八德”、“新生活运动”等，但没有真正做到让人民德化归心。

　　我们今天讲如何争取台湾民心以实现中国统一时，常常会引用当年邓小平的话：“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这些年大陆的经济是进步了许多，对台经济优惠措施也实施了不少，但似乎并未争取到更多台湾民众心向统一。于是，对台学术界不少学者这些年非常强调“文化”“文明”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并多次引用孔子的话“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那么，如何修文德？孔子整句话说的是“丘也闻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也就是说，要使“远人来”，首先自己要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建构一个贫富差距不大、和谐安康的社会，对推动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乃至实现中国最终统一至关重要。此外，社会上频频出现的道德沉沦现象也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100年前，中山先生说，“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诚哉斯言！


　　严　峻：作者为全国台湾研究会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