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其倡导的仁学和德政思想。而孔子仁学和德政的核心是民本主义，即一切以利民、安民、育民为第一出发点。深得仁学真传的孟子进一步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提出“仁政”，并明确主张“民贵君轻”，主张对昏君暴君可以“放逐”“征伐”。孔子终身关心的“道”是如何利民，其核心关切是民众利益。幷且百折不饶，孜孜以求，“朝闻道，夕死可矣”。其作为教育家强调行为实践、培育君子品德的最终目的也是天下百姓利益，君子修身不是为了装饰。所谓“修齐治平”，“修身齐家”以“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民本主义是孔子全部哲学思想的主要本质，也是孔子仁学和德政的主要本质。舍此就无法理解真实的孔子。

　　一、“仁”为孔子道德体系的最高标准

　　孔子的道德伦理概念极为丰富。仅就《论语》里出现较多的“德”就有：仁、义、礼、孝、信、智、勇、直、忠、恕、诚、敬、廉、勤、和，等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德”当属“仁”的概念。孔子在《论语》里一百多次提到“仁”，其基本含义不外“仁者爱人”，强调关爱他人、关心弱者、珍惜生命、维护尊严，等等。其本意在依据人人皆有的同情之心、同理之心推己及人，从而达到爱护他人、济弱扶倾的目的。有时候孔子也狭义地使用“仁”，如“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将“仁”与“知”“勇”相并行（《论语·宪问》）。但多数场合，孔子并不简单将“仁”与其他德行相提并论，而是给予“仁”以超越其他德行而又贯穿一切德行的地位。各种德行相辅相成，而始终以“仁”为核心和首要。各种德行既体现“仁”的不同意义，更以实现“仁”为最高目标，。

　　首先，孔子认为，“仁”并不神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主动努力和自我修养不断向“仁”靠近：“吾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而且各种德行的实践皆为行“仁”之道，皆有助实现“仁”德。对于“小人”即普通百姓来说，讲究孝悌即为求仁之道。而对于“士”来说，博学深思有助于实现“仁”，子夏就说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就是出门庄重、说话谨慎小心也算一种仁德（“出门如见大宾”，“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以礼来规范言行是行仁， “克己复礼为仁”。讲究忠恕之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推己及人，不强人所难，不强加于人，更是极为重要的行仁之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但这并不是说，仅仅具有某一两样品德就可以算做“仁者”。孔子实事求是地认为普通穷人百姓很难达到“仁”的境界，“小人而仁者鲜矣”。穷人一旦通过学习修养而接近“仁”境就已经不是“小人”，而成为了“士”或“君子”。而一位君子或“士”要想实现“仁”，大约要以一颗真诚慈爱之心同时去努力实现信义忠孝、智勇诚敬等诸多德行；有时甚至要牺牲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因此，孔子实际上为“仁”设置了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最难以达到的门槛。不断接近“仁”并不困难，但是要想达到“仁人”的标准却极为困难。比如孔子就认为勇者未必是仁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认为即使达到了君子的标准也未必就是仁者，“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孔子还认为一个人即使不好胜、自夸、怨恨、贪欲实属难能可贵，但未必算得上仁（“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学生子张就“仁”的含义求教孔子，孔子张口就提出要达到五种品德才行，包括：恭、宽、信、敏、惠。这当然是从主观道德修养上说的，也不是说仅仅具有这些德行就足够算是“仁者”。

　　孔子称赞一个人可以用许多褒义词，却难得用“仁”字。孔子不肯轻易肯定自己学生有“仁”德，其学生中唯一被孔子评价为“仁”的大约只有颜回，因为孔子认为颜回的思想和心胸始终不离“仁”德（“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还因为颜回学问德行与日俱进，从不停止进步（“吾见其进也，为见其止也。”-《论语·子罕》）；只是很可惜，“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论语·先进》），孔子多次为颜回唏嘘叹息，表示再也没有像颜回那样孜孜不倦，刻苦上进的人了。

　　二、利民为孔子“仁德”的第一要义

　　毫无疑义地被孔子称颂为“仁”者当属历代圣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孔子以最华丽的语言称颂尧是伟人；认为周的礼仪典章制度光辉灿烂；认为文王的德政算得上“至德”；认为尧舜时期善用贤人而天下大治；认为大禹是一个完人而无可指责（“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在孔子眼里，历代圣贤已经超越了“仁”德而达至“至德”。这是因为他们对百姓的仁爱，和发展典章制度、实现天下大治、利国利民的丰功伟绩。利民乃是“至德”（和“仁德”）的核心要义。孔子认为老百姓对于“仁”的需要，超过对于水火的需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正是因为“仁”德最重要的本质是利民、安民，因此老百姓最需要仁君、仁政与仁德。“仁”之所以难以实现，也正是因为利民、安民最不容易做到。

　　孔子甚至认为即便圣贤如尧舜者，要做到安定百姓也不容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尤病诸！”-《论语·宪问》）。 学生子贡曾问，如果一个人能够广施恩惠于民众并周济百姓可否算作仁人？孔子立即回答：这样的人何止是仁人，那一定是圣人啊! 并再次强调：就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也都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呢！（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除了三代圣贤之外，在近代政治家中被孔子归为“仁”者的政治家大约只有子产和管仲。郑国子产执政，“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对百姓轻徭薄赋，而且“不毁乡校”，被孔子誉为“惠人”“仁人”（《论语·宪问》；《论语·公冶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孔子从不认为具有某种才能或德行就可以归入“仁”者，但假如这个人对百姓立下大功，则可另当别论；即使这个人在一些重要德行上存在瑕疵也可以不必过分计较。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上。孔子曾亲口贬斥过管仲，认为他器量狭小，用权收租，以国君之制建造房屋照壁、招待外国君主，可谓僭越不知礼，孔子用很严厉的语言批评管仲:“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按照孔子对于“仁”的苛刻标准，管仲当然难以归入“仁”者之列。但是当学生子贡明确要求孔子将管仲排出仁者之列时，孔子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子贡问：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公子纠的家臣召忽因此自杀殉忠，而管仲却没有殉忠，管仲应该算不得“仁”吧? 孔子没有从具体德行标准去加以评判，而是告诉子贡：齐桓公能够不依仗武力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全是管仲的功劳，不论管仲个人品德如何，他能使天下百姓免去兵革之祸，这就是他的仁德（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另一位学生子贡揪住问题不放，询问孔子：齐桓公既然杀了管仲的主人公子纠，管仲非但不为主人殉忠，反而辅佐桓公，怎么能算是“仁”者呢？孔子再次明确回答：管仲协助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使得老百姓至今还享受着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可能都成了蛮夷了！孔子最后干脆而直接地提出“仁”的核心标准：管仲对百姓有大功就属于仁者，我们不必以匹夫匹妇的小节去要求他!（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日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可见，孔子定义“仁”的最为重要的标准是利民。如果能够利民、安民，则即便有明显违背礼制的品行也可以谅解。孔子学生子夏将孔子这一思想总结为：大节上不超越界限，小节上有些出入是可以的。因此各种德行并非等量齐观，“仁”德行之首，而利民为“仁”的核心要义。

　　孔子关于“德政”的思想不过是“仁”的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而已，其核心当然更是直接以利民为第一要义。而利民的具体内容不外富民、安民和育民，即百姓的安定、富足和教育。孔子强调对百姓要“富之教之”。鲁哀公曾问孔子为解决国家用度不足的问题是否可以加重税收，孔子断然回答：百姓富足了，国君和国家又怎么会用度不足呢？百姓如果不富足，国君和国家又如何会富足呢？其对国家用度的判断完全站在百姓利益上。孔子褒扬子产和管仲即是因为他们有执政利民的功德。

　　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推行从家庭伦理到国家礼制的社会秩序，反对诸侯、大夫、陪臣执掌国家政权，推崇君主集权，强调国家政权“定于一”。这一思想决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安民，才符合百姓利益。有学者统计，终春秋之世243年，礼崩乐坏，天下纷乱，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就达480多次。《史记》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各类政变、征伐、谋叛此起彼伏，人民因此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 显然君主专权在当时属于先进的政治制度，最有利于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孔子孜孜以求复兴三代礼乐制度，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孔子对于避世的贤者表现出一定的肯定态度，他认为伯夷、叔齐隐居避世，得以避免降志辱身；但他评价柳下惠、少连时，认为后者尽管降志辱身，但言语处事节有条理、懂分寸，也值得肯定。孔子明确表示他自己则“无可无不可”，是否入世或者避世不会拘泥于具体形式。实际上，相对于消极避世以求洁身自好，孔子更取积极入世、匡正世道的态度。并强调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要积极入世求用。为此，孔子不惜降志辱身与一些僭越礼制的当权者接触，包括拜访公山弗扰，与阳货见面，与把持朝政的卫灵公夫人南子接触等等，由此还曾引起身边学生的误解和不满。鲁国季氏家臣公山弗扰在费邑谋叛，孔子曾一度想要应召见面，子路很不以为然。孔子向子路吐露心曲道：我难道会白白去一趟吗？假如见用，我也许可以有机会在东方复兴周代的礼乐！（“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此类事件的史实如何历史学家尚有争议，但孔子提倡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避世的态度是可以肯定的。孔子周游列国，在从叶城返回蔡国时，遇到了隐者长沮、桀溺，两位隐者奉劝问路的孔子学生子路，生逢乱世，当以隐居避世为上，“避人之士”不如“避世之士”。孔子告诉子路：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我才要努力改变现状。（“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孔子的苦衷终于得到学生的理解。等到子路再遇到一位隐士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时，子路便主动向孔子安慰道：欲做洁身自好的隐者反而违背了君臣大伦；因为君子入仕是为了推行大义，不仕反而无义；由此可见，天下道之不行已经很久了呀！（“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为了实践“仁”德大道，可以降志辱身；可以不拘小节，对老师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因此，孔子的道德观并不拘泥某个具体德行，更不拘泥具体方法。孔子的中庸思想恰恰表明不同德行价值在现实世界的权衡轻重，需要因时因地而制宜。孔子似乎特别强调其思想“无可无不可”，絶不固执成见（“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原来，一切思想的变化和行为的取舍，无非要符合天下大义，即符合利民安民的需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如果能够理解孔子全部道德思想以“仁”为核心，而又能进一步理解所谓“仁”无非以利民、安民、育民为核心，则就很容易从孔子《论语》中读出其复杂思想和理论体系的连贯性。

　　三、要行“仁”道当以“德政”为首要

　　要践行“仁”道，实现天下大治，百姓富足安乐，则以实现“德政”为第一要务。所谓“德政”就是“仁政”，这就要求统治者要关系百姓，爱护百姓，“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使民如承大祭” 《论语·颜渊》）；一切政策均以百姓的利益为首要考虑，“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在经济政策上，要善于因势利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求“惠而不费”（《论语·尧曰》）。在军事动员上，让百姓打仗可以，但要先开展教育训练；如果不事先进行教育训练而驱使民众投入战争，等于是抛弃百姓逼着他们送死（“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在民众宣传动员上，为政者应率先垂范，“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在政治用人上，更需要国君善于选贤与能，“举直错诸枉”（《论语·颜渊》）。

　　为了实现德政，孔子对统治者和老百姓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孔子对当政者道德要求极高，而对普通百姓的道德要求相对较低。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孔子极端重视政府以及政府官员的作用及其责任，认为老百姓能否富足、安康，能否忠孝识礼，责任全在政府。国家的全部权力在政府身上，则治国安民的全部义务也都在政府身上。当政者的极高权力与其承担的极高道德义务互为表里。对于普通老百姓，则允许他们只是关系自己的生计，不宜提出过高的德行要求。孔子认为君子关心德行，百姓关心乡土。（《论语·里仁》）。老百姓可以让他照着意思去做，却难以让他懂得这么做的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君子明白大道理，百姓只知道私人利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通达仁义，百姓则关心财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

　　孔子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良好政治秩序关键要看当政者的德行，决不能怪罪老百姓。当政者讲求礼仪，则百姓自然尊敬他；当政者讲求道义，老百姓自然驯服；当政者讲求信义，老百姓自然真诚相待。（“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能否令行禁止也看当政者的德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不从”（《论语·子路》）。

　　老百姓能否能够孝顺守礼、能否具有良好德行，也看当政者的德行如何。当政者对待老百姓庄重，老百姓就会敬顺；当政者孝顺父母、慈爱百姓，老百姓也会忠心；当政者提拔有德者，教育能力不足者，老百姓就会勤勉。（“ 使民敬忠以劝；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老百姓的德行只能随着当政者的德行而起伏变化，当政者喜欢从善，自然老百姓就一心向善了（“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即便百姓贪利盗窃，也需当政者承担责任。孔子甚至愤激地对季康子说出：如果当政者不过分贪欲，即使你去奬励老百姓盗窃，老百姓也不会盗窃！（“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

　　老百姓即使犯下偷盗、作乱的罪过也只能责怪当政者的无德无能，而不能归罪老百姓。仓廪实而知道礼节(《管子·牧民》），百姓过分穷苦自然就无法讲求什么高风亮节（“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正因为百姓犯法犯罪，责任不在百姓，所以孔门一派弟子对于百姓犯罪，抱持“哀矜勿喜”态度（《论语·子张》）。这种对犯罪者的深切同情之心，即便以当代司法人权论者的眼光去看，也不能不敬佩其深厚人文情怀。

　　我们切不可将上述观点理解为孔子看不起百姓或者贬低百姓。在孔子眼里，仓廪实而知礼节，穷苦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自然关心最基本的生存改善而不会去关心虚无缥缈的大道理。翻开整部《论语》，孔子从无一处对普通百姓恶语相向，反而对当政者和士大夫适用最严苛的道德标准，使用最严厉的语言。他批评当时的当政者不过器量狭小的“斗宵之徒”(“今之为政者，斗宵之徒也-《论语·子路》)。孔子承认人类天生有“上智”与“下愚”的区别，但从不认为这种天然差别存在于阶级之间。在孔子看来，人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许多差别是后天教育使然。孔子特别强调“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从不认为贵族君子之流天生高人一等。他身体力行开办平民教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平民主义教育家。孔子之所以对老百姓奉行较低的道德要求，并不是他认为穷人就达不到这些标准，而是有意将治国安民的责任全部放在当政者头上。因为在孔子看来，当政者才是导致礼崩乐坏、天下纷乱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抓住瞭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这既是孔子的贤明，也是孔子的英明。

　　四、结束语    

　　孔子仁学光芒万丈！即使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去看也毫不逊色。其丰富的人文精神以及丰富的伦理、社会和法学思想，仍然有待深入挖掘。今人许多对待孔子的批评，不少是建立在对孔子歪曲和误读的基础上。历史地看，孔子的仁学体现了人类在一定生产力条件局限下，所能够达到的最为崇高的民本主义和人文主义成就。对于今天匡正自由市场缺陷和强权霸道的弊端，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尹宝虎：作者为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