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历史，客家族群是最具革命性的族群，客家人与媒体的结合，更多是因应民族革命的需求。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灵魂再造，中华民族的兴亡大业，与客家人及媒体密不可分。客家与媒体关系的特征，从来就是客家精神的具体反映和体现。

　　客家精神是什么？公论认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拼搏的精神，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勇于革命，溯本思源、怀国爱乡的精神和赤子之心，克勤克俭、崇尚文化、聪明好学的好传统，精诚团结、互相帮助和孝顺父母的优良传统。见百度百科。有专家归纳为：1，迁徙精神；2，团结精神；3，崇文精神；4，尚武精神；5，崇正精神。（注：《客家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丘立才） 我个人认为，客家精神内涵丰富，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五点：第一，开拓进取精神。第二，团结坚韧精神。第三，匡扶正义精神。第四，民族自尊精神。第五，崇尚文化精神。以上归纳的客家人精神，就是本文论述及参照的背景。

　　一、客家新闻思想与客家精神一脉相承

　　讨论客家与媒体这个话题，一定要回顾历史，要对客家人的新闻思想做一个基本认识。

　　（一）客家人的新闻思想认为，媒体就是有助于治理国家与反映民意、实施教化的信息载体

　　客家人最早、最系统的办报思想，出现在太平天国。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基本队伍，是由客家人组成的。它的领袖人物，早期的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等，均为客家人，后期的洪仁轩、李秀成、陈玉成，也都是客家人。 

　　太平天国虽然没有办过报纸,但有过办报的主张。太平天国的办报思想,主要反映在洪仁环的《资政新篇》上。洪仁环是洪秀全的族弟,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准备时期,曾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在香港、广东一带居住多年,接受了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公元一八五九年),洪仁环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份建议书-《资政新篇》，除了提出修铁路、办厂等主张外,还建议设立新闻馆,出版“新闻篇”(即报纸),得到了洪秀全的赞许。 首先,他提出“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他认为出报纸可以掌握民心，收集舆论，沟通各地的政治、经济情况,瞭解其变化和发展，有助于得到治国治民的办法；做官的看了,有益于审度时势，因时制宜；经商务农的黎民百姓看了，则有补于瞭解经济情势，进行物资交流。 其次，他提出“照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这里洪仁环特别强调“新闻篇”的教育作用,把它看作是实施法律、积善扬恶、奬廉励耻的有力工具。可见，太平天国的新闻思想已经具备治国、教化的意识，特别突出了匡扶正义的精神，这些都是客家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客家人的新闻思想认为，报刊是进行革命、拯救国家、维护民族利益、扺御外敌的最佳舆论工具

　　最能够体现这样的新闻思想，当属客家人孙中山不可。1905年《民报》创刊之际，孙中山亲自撰写了《民报发刊辞》。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纲，同时阐述了自己的舆论观和革命报刊应具备的职能。 

　　孙中山说：为什么称革命报刊是“舆论之母”？是因为人群有先觉者，有后觉者。先觉者必须掖进后觉，一起前进。“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取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他说，引导舆论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职责，利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使人民觉悟，起来实行革命，这就是革命派办报的宗旨。

　　须知，近代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一向倡导“革命排满”的孙中山也接过了“中华民族”的旗号，在1912年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号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来达到民族融合龢民族和谐。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概念的行塑，最后是完成在客家人的媒体之中。孙中山的新闻思想具有客家人的强烈的民族自尊精神，以及勇于革命的精神，与中华民族概念的完善过程密切相关。

　　（三）客家人的新闻思想认为，新闻媒体是沟通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管道

　　客家精神中，过去忽视的是客家人敢于面对世界、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其实这也是客家非常也是突出的精神象征。2011年据有关客属机构非正式保守统计，两岸之外的客属人口约有1200万人左右，分布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客家人对世界是最不畏惧的，客家人是最具有国际特质与世界视野的族群、民系。

　　客家人邓小平晚年的新闻思想本质上是开放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所以，邓小平敢于承认中国当时的新闻传媒有落后的地方，在国际传播有不如人家的地方。他经常要求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多采取开放的举措，为中国和外国的沟通，提供更多的管道和方便。邓小平提出：“让世界瞭解中国，让中国瞭解世界”这一主张，给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活力。中国从此打破了历史以来与世界的隔阂、隔絶。可以说，这3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最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时代。

　　可知，太平天国动摇了满清统治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重铸了中华民族的躯体与精神，大陆的改革开放，让中华民族繁荣强盛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世世代代铸就的开拓进取的客家精神辉映下的客家新闻思想，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完全吻合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客家传媒承载中华民族兴亡历史大任

　　客家人与中国的近代革命史无法分割，同样的，报纸杂志等传媒工具也与客家人一起共同承载中华民族兴亡大任。中华民族的灵魂与精神的再造，离不开变法维新、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而客家人与客家媒体，堪称其中历史的中流砥柱。在此，要指出的是，客家与媒体的关系包含这样的三种因素：1.客家人办、客家人写、客家人读与听的纯客家媒体。2.客家人创办及领导的媒体，也是客家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3.在各种媒体任职的客家人。

　　（一）客家人报纸宣传变法维新影响巨大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报纸当是《时务报》，《时务报》 清末变法维新运动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旨在于提倡变法，改良社会和政治现状。而梅县籍客家人黄遵宪是《时务报》最重要创始人之一。黄遵宪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中举人。曾任驻日本参赞，驻美、英、法、新加坡等国总领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时务报》是由中国人办的第一份杂志式报纸，亦是在近代国人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报纸。每旬出版1册，3万字左右。重视政论。创时每期销4000份，半年后增至7000份，最多时达17万份，在当时中国人自办报刊中发行数最大。

　　黄遵宪本人没有在《时务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但是有重大影响。其一，重用了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任总主笔，梁启超的祖先也是来自中原的，也被归入到杰出客家后裔之列。梁启超所撰《变法通议》，从创刊号起连登43期，系统地阐述了维新派的各项主张，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纲领性文件。其二，直接影响了该报的舆论导向。其三，对报纸文体有影响，黄遵宪是晚清最早提倡文体革新的先驱者之一。可以说，没有《时务报》，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变革思想的启蒙。

　　还有一份值得一提的报纸：《岭东日报》。该报创办人杨源，嘉应州(今梅州市梅江区)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中进士，是嘉应州最后一名进士。他思想开放，公开宣传维新运动，主张民主宪政，敢于抨击官僚腐败，是一位主张变法维新的爱国人士。创办人何士果，祖籍大埔县湖寮双坑村，光绪年间的进士，也是一名有远大抱负的学者。创办人陈云秋则积极出资。同时，他又接办南洋华文报纸《总汇报》，与维新派中人朱子佩合股，使报纸成为维新派的言论喉舌。《岭东日报》笔政（主笔）温廷敬祖籍大埔县百堠乡，他发表《报品》一文，提出报纸是“主持公论，开通风气”的工具，采编应以“悬为鉴戒之律”，至今仍具有借鉴之意义。

　　《岭东日报》创刊之初，每日出版报纸一大张，周六刊，周六无报。后来，篇幅扩充为每期八开四页，每页中留折缝，可折订成十六开本的小册子，每份售价为制钱十二文。由于创办人、主笔和撰稿者多为客家人士，故其读者以客家人居多。堪称为纯客家人的报纸。《岭东日报》创办近十年间，积极展开维新变法的宣传，主动介绍西欧政治制度龢民主以及对地方改革的意见，被视为是清末支持革命派的报纸之一。《岭东日报》的出版，比1904年《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1905年《有所谓报》等早期广东省报纸还早两到三年。应该说，《岭东日报》是这一时期在广东境内出现的最早的地方报纸之一。

　　（二）辛亥革命成功离不开孙中山等客家人的新闻传播

　　辛亥革命中，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是革命的重要武器。报纸杂志， 成了点燃革命的火把。客家人当之无愧地成瞭高擎火把的刚强弘毅、勇敢豁达的革命新闻先驱。

　　数据表明：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及重要成员廖仲恺、胡汉民、邹鲁、谢良牧等都是客家人，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首先得到广大客籍留日学生的大力支持，当时在同盟会的领导核心成员中，客家籍留日学生占46%，而且絶大部分是嘉应州、大埔、惠州等地的留学生。 

　　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在南方各地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主要集中在客家人的地区或以客家人为主。在1911年广州起义壮烈牺牲的72烈士中，有林修明、陈文褒、饶辅廷、周增、张学龄等24名客家籍人士，他们有的既是海外回国的客家籍华侨青年，同时又是留日学生。客家人对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宣传发动、筹措经费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自1893年在澳门创办《镜湖丛报》始，孙中山一生直接创办或者领导创办的报刊有十多种。他的许多政治理念通过报刊传播发扬,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性思想,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1908年，一群客家先贤丘逢甲、温仲和的门生谢逸桥、谢良牧、梁千仞、林百举，寻求客家籍南洋华侨的支持，在汕头创办《中华新报》，《中华新报》成为同盟会在岭东鼓吹反清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在该报任职的大批梅州籍的客家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加入南社的进程。1910年在孙中山倡导下，黄金庆、陈新政等槟城华侨在槟城重组《光华日报》，由胡汉明撰写招股书向华侨招股，当年12月2日，《光华日报》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至今仍在，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中国日报》是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也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1900年1月5日在香港创刊。孙中山选择香港作为办报的基地，是因为它靠近华南起义地区，又为清廷势力所不及。筹集经费，采购设备，选定人员，孙中山都亲自出马，报刊名称也是他确定的，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 之意。由于港英当局一时不准孙中山入境，他便委托自己得力的助手陈少白去香港办报。

　　（三）抗日战争中客家报人的舆论宣传作用重大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客家华侨在抗日宣传工作上表现得非常出色。中国的报业大王、福建永定籍的客家人胡文虎所创办的《星洲日报》、《星岛日报》等一系列“星系报”，就成为当时华侨社会中宣传抗日救国的坚强阵地。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胡文虎即礼聘爱国作家郁达夫到《星洲日报》主编文艺副刊。胡文虎郑重宣布：“星系报目前最高的旨趣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郁达夫也就遵循了这个神圣的抗战宗旨，把当时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办成了在南洋文化界的一份最出色的“抗战副刊”。1939年秋，为了抗日救国大局，胡文虎聘请共产党人乔冠华前来新加坡担任总汇报主笔。

　　与《星洲日报》相同，另一个重要的抗日宣传阵地是香港的《星岛日报》。《星岛日报》创办于1938年，即南京、上海相继沦陷，东南沿海受到日寇封锁的严峻形势之下。当时胡文虎宣布办报的目的有四条：1.协助政府，从事于抗战建国之伟业。2.报导新闻，兼为民众之喉舌。3.提倡学术，发扬科学之精神。4.改良风俗，善导社会之进步。

　　在南洋的客家华侨中，为抗日救国而宣传呐喊的文化人之中，最出色的当推胡守愚。胡守愚，永定县下洋镇人，早年在暨南大学就读，暨大毕业以后，任新加坡星中日报主笔。他在新加坡期间，经常在星中日报和星洲日报撰文，鼓吹抗日救国。

　　除了胡守愚之外，长期在缅甸负责仰光日报主笔的陈兰生，也在抗日救国宣传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陈兰生，永定县岐岭霞山村人，青年时期到南洋谋生，在缅甸仰光日报当总编辑。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利用仰光日报社论，经常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力主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内战，主张枪口一致对外。所以在陈兰生的主持下，仰光日报的社论是很有号召力的，团结了不少爱国华侨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

　　综上所述，客家人具有民族气节，具有崇尚文化精神，整个民系当然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虽经辗转流徙，其文化气质不变。对文字的重视要超出其他族群。以笔墨为武器，扺御强敌，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客家人自觉的历史责任，也是理想与追求。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功能，客家人确实成为“民族心理发展中的一群勇者”。

　　三、客家政治领袖多为优秀的传媒人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孙中山，他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他又是中国最杰出的传媒人。孙中山一生直接创办或者领导创办的报刊有十多种。此外，他还领导了三次较有影响的新旧思想的报刊论战,享有“中国最伟大之主笔”的美誉。 

　　另外一个热爱新闻传媒工作的重要的客家籍政治人物是邓小平。邓小平生于四川广安。在明朝时，其先祖因在朝任兵部主事，从江西吉安入川，定居入籍。据前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所作《邓小平传》介绍：“在邓小平出世二百年以前，邓文明的祖先从华南移居四川（注：即为清康熙年间入川）。他们本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所保持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不同。”邓小平当年报名留法勤工俭学时的登记表上注明的籍贯是“广东客家”。在她女儿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有提到邓小平是客家人。

　　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远渡重洋赴法国留学。在巴黎的一间地下室，他主办了《赤光》报刊。他自编自写，自己刻钢版，自己油印，因为他油印技术好，印出的刊物漂亮，大家给他“油印博士”的美称。 20世纪3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赣南、闽西苏区时，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1934年，毛泽东曾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仅在江西地区，《红星报》的发行量就达17300份。”邓小平有浓郁的新闻情结，其新闻思想对中国影响很大。据不完全统计，他为50多家报纸题写过报头。

　　还有一位著名客家政治家、杰出新闻人，他就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廖承志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他精通日、英、法、德、俄等国语言，1936年12月，参加红军长征的廖承志到达陕北，被分到新华社工作。廖承志负责全部外电，而且承担编辑新华社广播稿件的任务。廖承志每天收听并翻译日本同盟社、苏联塔斯社、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的外文消息，加上国内其他的消息、评论，每天近两万字的内容，全部由他一个人刻蜡版。1938 年至1941 年，廖承志到香港联络一大批文化精英和爱国志士创办和协助创办了《救亡日报》《华商报》等一批救亡报刊，这些报刊以商业报纸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大陆、东南亚以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6年廖承志回到延安，任新华社社长。

　　值得一提的是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广东惠阳客家人，1918年6月随孙中山到上海后，创办《建设》杂志，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写的《实业计划》第一计划。

　　在当代台湾，客家籍的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与媒体最有缘分。他曾任中央社记者，是新闻人出身。1979年7月，许信良等人创办《美丽岛》杂志，并担任杂志社社长。1980年8月，许信良结合了一批热心的海外人士，在东洛杉矶开办了《美丽岛周报》。1984年7月，创办《台湾民报》周刊，自任社长。2009年推出以谈论两岸议题为主的《美丽岛电子报》，维持至今。

　　客家人的崇尚文化精神，决定了客家政治人物具有充沛的文化气质，崇文的精神非常突出，与新闻传媒的天然接近性就更加大。通过报刊等媒体形态来传播思想的动力就格外强烈。而在从事媒体工作的同时，又因为信息畅通、思维启迪，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就更加透彻，更有助于从事政治运动。所以，从事过媒体工作的客家政治人物，政治见解往往比较超前领先。

　　四、客家人与传媒在开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贡献

　　台湾客家人历来是台湾新闻媒体的中间力量，大概可以说，没有客家人就没有成功的台湾新闻媒体。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没有客家人就没有今天的两岸和平发展新局面。

　　马英九、吴伯雄等客家政治领袖与各界人士共同开创今天的两岸和平新局面，大家都清楚，其功绩不必多叙。在两岸关系的历史进程中，客家籍新闻工作者也得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岸新闻双向交流中，第一批首次访问大陆的台湾媒体两位记者之一李永得，是高雄美浓客家人。第一批访问台湾的大陆媒体两位记者之一郭伟峰，是广东梅县客家人。这或者是历史的巧合，但也是客家人无所不在的象征。这一来一往，打破历史坚冰，开创了两岸关系双向交流的历史新时代。台湾的媒体领袖、客家人黄肇松，是台湾第一位采访大陆国家主席的媒体人。1990年，中国时报总编辑黄肇松带领采访小组到北京，见到了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杨尚昆对两岸关系及大陆对台政策作了至为详尽的解释，通过中国时报的全面报导，引起了台湾社会各界的共鸣，因而揭开了两岸的大交流序幕。但是此后22年，再也没有过台湾媒体得以专访大陆的国家元首。不过，中国时报从此成为了两岸新闻交流的重镇，仅仅黄肇松在台湾接待过的大陆媒体访问团，可能不下200个。两岸新闻交流发展，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实质发展。

　　现在，台湾的客家媒体蓬勃发展，报纸、电台、电视台百花齐放。当然，从规模上来说，与其它大报、大电视台等等难于相比，但是客家媒体的存在与发展，意义非同一般。台湾的客家媒体，不能仅仅从蓝緑政治的政治角度来作理解。必须认识到，台湾的客家媒体是两岸客家文化的至为重要的传播载体，有利于促进两岸人民的认同。从形态来看，台湾的客家媒体大部分都是小众媒体，影响力比较多的是在客家民系内部。台湾的专家认为，族群传播通常被赋予五大目的：传播宣扬族群文化，提升族群荣誉感；传递族群文化；沟通各族群差异文化内涵，减少误解，建立本身就是多元的主流文化。

　　台湾媒体指出，现在台湾客家人中会使用客家话的只有200多万人，他们多集中在客家聚集区域，占客家人总人数不到一半，且以年长者居多。语言学家们为此忧虑客语的消逝,而在岛内提倡客语保护和宣传。这种情形下，能使用客语进行大众传播对客族来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族群语言有强大的凝聚力，藉助大众传媒不仅能传承文化，还能实现族群类聚。但以客语作为传播语言介质，究竟是以客语吸引客家人的收视，继而扩大客语的影响，还是人为区隔受众，阻隔非客语用户，由此制造了传播的藩篱，客语会否变成“双刃剑”？这是有争论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跳出细节看宏观层面，可以知道，台湾的客家文化源自大陆，客家文化又理所当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客家文化的保留与发展对大陆客家文化必然有正面的影响。目前，客家人的主体在大陆，但是，客家文化的发展新趋势在台湾。双方的文化交流，必能极大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其在今后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要起到的作用，独特而无可替代。

　　因此，客家与媒体的关系在台湾就需要从三个层次来作效果观察：1.是否有利保留传承客家话；2.是否有利促进客家文化的发展；3.是否有利促进两岸或整体客家文化的认同。如果这三项指标都能够呈正面的效果，那么台湾的客家媒体的历史责任与进步意义，就是重大的，有价值的。 

　　五、结论

　　综上所述，结论有四点：第一，客家人、客家文化与媒体的关系，是客家精神的具体体现。第二，客家人、客家文化与媒体的关系，不是族群内部的小众传播范畴，其与历史、时代、民族以及国家前途命运密切结合。第三，客家媒体人具有民族大义的自觉性。第四，两岸客家媒体人支持两岸关系的交流和发展，已经在发挥重要作用。台湾客家媒体今后在承传民族文化、促进文化认同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客家人创办领导的媒体是客家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客家媒体的作用及影响力并非局限在客家语言龢民系之间，其影响力可以穿透一个中华民族。第三，客家媒体能够在民系内部传承客家语言，但是更要对外传播客家文化与精神。


　　郭伟峰：作者为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