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文化之现代化：重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中华文化发展过程而言，逐步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儒家、佛教与道教等多元文化相容互补的思想文化传统。儒、佛、道三教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全社会与全世界的和谐，由此可见在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存在丰富的和谐概念。首先，就儒家的和谐思想而言，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谐为核心。第二层次是讲人与社会及人与人的群体和谐。第三层次是讲个体的身心和谐。佛教在本质上是主张众生平等为主的和平主义宗教，而已经中国化的佛教，更是吸收了儒家仁爱和谐与道家自然和谐的主张，形成其和平和谐理论。准此，可归纳出儒家的和谐观是“仁和”观，道家的和谐观是“天和”观，佛家的和谐观是“心和”观。在此等基础上衍生出中华和谐文化的特点是道德理性，人文关怀以及和而不同。吴光：《树立因应全球化潮流的多元和谐文化观》，人民网2008年10月2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8204106.html

　　文化价值与体系建构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又是政治的基础，中华文化是建构在中国历史上先进之农业经济体系，而此农业经济体系与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结合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华文化引领人类发展进程较西方文化为早。以欧洲为主的西方国家随工业革命成功之后，对全球影响力大增，故得以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议会民主制视为普世价值，随着枪炮外交而强行推向全世界。清朝末年西方文化随着列强的入侵而进入中国，当时知识界对于国家衰弱，找寻强国之路而分为两大主流之间的竞争，一派主张抛弃中华文化全盘西化，另一派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现今欧美为解决国际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所推动之改革与强迫撙节或量化宽松是否能成功，移民引发之新的社会不平等，种族间之紧张，中产阶级对于未来之恐惧，下层阶级不知是否仍有未来等等因素，造成新民主运动横扫欧洲与美国。Werner A. Perger, “Demokratie: Stunde der Rattenf?nger,” Die Zeit, January 17, 2007 http://images. zeit. detext/ 2007/04/Europa, downloaded on August 20, 2013.代议民主体制是否能因应新的情势？荷兰学者Ian Buruma认为代议民主已没有能力响应新情势，波兰籍欧洲议会议员Brunislaw Geremek认为代议民主体制处于“防御”情势，Ralf Dahrendorf甚至在1997年就指出21世纪并非不可能成为威权主义之世纪。Anthony Giddens主张欧洲之代议民主需要“第二波民主”，亦即民主体制之民主化（democratizing of democracy）。Anthony Giddens, “A third Wa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In: Dick Leonard and Mark Leonard (eds.), the Pro-European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p.164-70.

　　莫内认为没有规范任何事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制度任何事都不能长久。Jerzy Buzek, “Stat of Union: Three cheers for the Lisbon Treaty and Two Warnings for Political Partie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9, 2011, p.7.进入全球化时代，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欧洲民主社会发生质变，代议民主体制遭受民粹与民族主义者强烈质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之贫富差异更加恶化。有鉴于此，建构西方文化之典章制度与价值仍能指引人类文明的发展？

　　反观当代中华文化整合了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与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就中华文化之现代化而言，自民国初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程度，而进行调整所建构的新儒家，后来亦传到台湾。自大陆进行“改革开放”和台湾实行直接民选政治，以及先后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大陆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儒家在海内外亦有新发展。新儒家学术的发展和兴盛与中国哲学，以及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兴盛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新儒家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有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发展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当代新儒家的共通点是一方面致力对儒道释三家作出新的诠释及应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从而认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想，尝试整合中西哲学。部分新儒家主张者则认为并不需要以其他文化学说体系的角度来变通儒家，而是从儒家本身的体系及其包含的普适性规范出发，发展新时代的儒学。面对两岸分治的情况，新儒学致力于中西方文化的整合，是否能成为两岸共同认同的目标？

　　二、中华文化对两岸关系之影响

　　学术界研究认同之文献甚多，其中广为引用者有哈伯马斯的理论，纪登斯之社会学的认同理论，以及泰菲尔的社会认同理论。广为引用的著作分别是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Jürgen Habermas, “Moralentwicklung und Ich-Identitt”, in: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aialismus, ( Frankfurt: Suhrkamp, 1976); Henri Tajfel,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Details see Dirk Jacob and Robert Maier, “European identity: Construct, fact and fiction”, in: Gastelaars, M.& de Ruijter, A. (eds.), A United Europe.  The Quest for a Multifaceted Identity, (Maastricht: Shaker, 1998), pp.13-34. 综合这三位学者之理论可得知，认同的形成基本上含有历史所建构之认同；社会及政治条件形成之认同；未来发展方向所塑造之认同等三种不同层面。 Werner Weidenfeld, “Europa-aber wo liegt es?”, in: Werner Weidenfeld (ed.), Die Identitt Europas, (Bonn: Bundeszentral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1985, pp.14-16.

　　具有包容性的中华文化可以做为两岸集体认同之基础。首先，就人的层面而言，大陆是以汉人为主流，融入多元少数民族，形塑不同时期之中华文化。台湾则包含四百年间陆续从闽粤一带移居至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所形成的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日本据台时期带来的日本文化，1949年随国民政府大量迁台的各省军民所带来的各省文化，以及晚近主要是东南亚籍配偶与台湾人民经由婚姻所带来的新移民文化。

　　就影响力而言，中华文化在台湾仍居主流地位，其原因在于儒学在台湾传播，始于17世纪中叶的明末清初之际。清朝管辖台湾后，即于1684年设台湾府，由于官方推动，儒学在台湾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各类学校祭孔孟、尊理学与传播儒家思想，确立儒学在台湾的地位。日据时期，日本摧残中华文化，企图以强行改变台湾人民信仰和风俗习惯来推行“皇民化”。1949年国民党迁往台湾后，为加强对台湾的治理，处理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影响力，培养台湾人民的民族归属感与认同感。国民党当局将儒学中的一些伦理纲常作为巩固治理的中心思想，在“反共复国”纲领中纳入儒学思想中的伦常观念。上世纪50至8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儒学进行了新的阐释，并确立以中华文化为主导之教课书内容。李立：《儒学在两岸的传承和发展》，统一论坛2013年12月，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tylt/201306/201312/t20131226_5431903.html

　　在大陆方面，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进行两次战略转型: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型；二是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开始的“和平崛起”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型。这两个战略转型可以指引台海两岸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平等协商、互利双赢”的需要，以及扩大国际合作与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吴光：《树立因应全球化潮流的多元和谐文化观》，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8204106.html 大陆自邓小平从事“改革开放”以来，主张“和平与发展”，故内政与外交上奉行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两岸历史文化的根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具有民族认同心理与恋土归根意识，与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紧密的联系。中华传统文化是海峡两岸“和”的基础。李立：《儒学在两岸的传承和发展》，统一论坛2013年12月，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tylt/201306/201312/t20131226_5431903.html 国民党主张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且曾在台湾大力推动中华文化之复兴。从5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两岸之间尽管存在紧张对立，但是两岸间也存在“一个中国”共识。正是这一共识才使得美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中接受“一个中国”立场。自李登辉主导修宪取消“省级”体制的根本目的是要据此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地位，以符合李登辉宣扬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主张。李登辉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抛出了“两国论”。要求冻结宪法第四条即“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界，非得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另订增修条文为“中华民国领土为本宪法有效实施之地区，宪法第4条不适用”。其目的是想通过该届“国大”制订一个反应“两国论”的“台湾基本法”，从而实质上冻结现行“中华民国宪法”，使“两国论”在李登辉卸任后仍为后任台湾领导人所遵循。台湾当局朝“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方向走，使两岸关系处于僵持紧张状态，濒临战争的边缘。

　　台湾在1999年出现政党轮替后，李扁进一步提出停止“修宪”，按照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和陈水扁提出的“一边一国”论“制订新宪法、建立新国家”的目标，建立以“新台湾人”为名之台湾民族主义。就文化层面而言，民进党将李登辉“形塑新台湾人”与陈水扁所实施的“文化台独”与“两国论”政策视为一个连续不断、最终目标导向“台独建国”的战略，“文化台独”政策自身的终极目标在于构建“台湾民族主义”或“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台湾文化民族主义”主张者认为，中华文化仅是台湾多元文化一部分，中华文化是大陆型文化。台湾多元文化已经由小区文化由下而上的建设与“去中国化”之文化教育，发展出海洋文化与民主自由之价值，进而发展出“台湾主体认同”。

　　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成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经济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后，文化发展与精神现代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就现今大陆社会层面而言，部分人民的道德与文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成正比，使现代化进程无法持续快速升级。有鉴于此，习近平在2014年9月纪念孔子2565年诞辰的国际儒家学说研讨会表示，今后中国共产党一定要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从孔子到孙中山。原因在于“在世界文明长河中，只有中国延续了大一统的两千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和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执政党而言，无疑是一块执政富矿，值得执政者从中汲取力量”。银正雄：《习近平改革　重返中华文化正轨》，中国时报2014年12月11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211000958-260109

　　在台湾执政未久的蔡英文当局将“同心圆史观”和“原住民族史观”为核心的历史论述作为文化政策的背景与理念。蔡英文将台湾置于论述中心，有意将长滨文化、西洋文化、日本殖民文化与中华文化整合为本土主体性认同内涵。谢楠：《“去中华化”：蔡英文文化政策刍议》，中国评论2016年9月号。 据此，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并设置“总统府原住民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但却未使得原住民全然接受，反倒出现台湾原住民与汉族资源重新分配之疑虑。

　　三、结论

　　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后来在台湾兴起的新儒学运动，都在思考调和中西方文化的问题。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化也必需顺应时代之变化，而发展出新内涵。以中国既有之传统价值与制度为主体，整合西方之技术与规范所发展出来之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丰富中华文化的治理模式。目前台湾政党在民粹牵制下，无力整合多元文化，多元化发展反倒变成分裂，使建构台湾主体认同的复杂度与困难度增加。百姓无所适从，难以形成认同，反倒造成集体挫折。故从文化认同层面看，两岸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强化文化交流之平台，共同丰富中华文化之现代意涵。两岸互动以文化交流为基础，以解决民粹与民族主义对两岸关系所造成之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