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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内“台独教育”发展演变与对青年“国家认同”的递进影响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心理基础是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而正处于思想萌发和激进时期的台湾青年在思想上的“国家认同”,对于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科学教育与国家认同观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台湾教育政策的变迁对民众的“国家认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扭曲真相、重塑认同、歪曲史观的“台独教育”割裂了两岸精神纽带,解构了“一个中国”的根基。因此为早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加强文化沟通和教育,阐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新时代推进实现祖国统一的立场和政策,塑造台湾青年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心理基础。几十年来,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不断下降,尤其是台湾新生代的“中国意识”退化严重。〔1〕台湾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分歧逐渐减少,即以“台湾认同”替代“中国国家认同”的情况逐渐增多,“台湾人”认同成为自我身份认定的主流。〔2〕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解决台湾问题需从文化教育入手,溯本求源,寻找两岸文化的共同点。习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强调:“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青年之教化需要从教育抓起,本篇从国家认同的角度下审视台湾教育政策的变化,聚焦主流意识形态对台湾青年思想肇建的作用,并提出合理的对策,望对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发挥借鉴意义。  

  一、台湾教育主导思想历史演变与“台独教育”发展脉络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领台湾后成立了主管教育的“学务部”,开始实施以“同化主义”为核心的教育方针,试图在台湾构建与日本本土相类似的教育制度,并主要指向于日本“皇民”身份的认同教育,从而更好地为日本服务。且从1937年起,台湾所有公立学校统统取消中文课程,中文报纸停刊,不断强化日本对台湾的文化殖民。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政府主要推行“去皇民化”与“再中国化”的文化教育政策,试图以当时中国教育模式、体系改造台湾原本的殖民教育,恢复中华民族文化并落实三民主义教育。同时把“民族精神”的塑造与“三民主义”、“反共复国”等国民党意识形态相结合,打造具有高度的统一色彩和“党化”色彩教育体系。 

  1996年,李登辉当选台湾领导人后,逐渐强化教育的“台湾主体性”,将重视“乡土教育”确立为台湾教育改革的三大重点之一。〔3〕伴随着90年代中后期《教育改革行动方案》等相关政策的出台,“民族精神”、“反共复国”等概念出现了相应的淡化,而台湾本土化趋势则不断地加强。 

  在培养“本土认同”幌子下,李登辉当局于1997年推出了开启“去中国化”之路的初中教材——“认识台湾——社会篇、历史篇、地理篇”。“认识台湾”系列教材以“独派”学者杜正胜“同心圆史观”理论为基础,贯穿了“反共、反中、亲日”三大主题。历史篇以所谓类似同心圆理论(第一圈“乡土史”,第二圈“台湾史”,第三圈“中国史”,第四圈“亚洲史”,第五圈“世界史”)将“台湾史”从中国史剥离。在“台湾史”编排中,台湾历史被分为“史前时代”、“国际竞争时代”、“郑氏治台时期”、“清领时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与“中华民国在台湾”六个阶段,删除了两岸早期历史连接,淡化、忽略甚至扭曲台湾同胞反对外来侵略,尤其是反抗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斗争和台湾光复运动,出现日本殖民统治不但无过反而有功的谬论。该教材称,“日本的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并将“中华民国”与荷兰、西班牙、清朝、日本一同称为压迫台湾人的“外来政权”。社会篇则是大力宣扬李登辉的分裂言论,鼓吹“台澎金马”是“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国际上逐渐习称‘台湾’”,“‘台湾人’已经成为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共同名字,一个崭新的台湾社会也逐渐成形”,同时还煽动所谓“四百年来台湾人民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悲情历史”。该教材甚至还歪曲民族精神,称台湾“传承”了日本“大和魂”精神形成了“台湾魂”。地理篇更是出现了在地图中将“台湾”与“中国”以明显不同颜色标出的谬误。〔4〕1999年,岛内推行台湾高中课纲(即“88课纲”),在教科书中将“台湾史”部分从“中国史”部分独立,单独成篇,让“反共、反中、亲日”主题进入高中教材。同时,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将过去的“一纲一本”模式改为“一纲多本”模式〔5〕,这样,“台独”组织便可堂而皇之地参与教材编写,给青年灌输有“独”思想。 

  到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当局一方面继续向纵深层次推动“台湾主体性教育”,另一方面则刻意弱化或扭曲教育中的“中国元素”,如割裂“台湾史”与“中国史”,降低“国文”课程中文言文及中华文化相关内容的比重,更改部分学校名称中的“中国”、“中华”等文字符号,推进教育的“去中国化”。 

  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期间,在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及部分“统派”团体的呼吁之下,马英九当局才开始进行相应的教育改革工作。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马英九当局于2009年、2013年两次对部分科目的课纲进行了修订,分别形成“101课纲”和“104课纲”。而此次新课纲修订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为摆正台湾与中国的关系,部分内容从“台湾史观”回归到“中国史观”,突出了中国整体史观的视角和增加了民族认同感;其二为强化中华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增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教材中的所占比重;其三是修正部分与统治者相关的表述,如将“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不再以“政经分离”的方式评价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功过〔6〕等。总的来说,此次修订是有利于增强“中国认同”和遏制“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活动。但由于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的强烈反对和幕后策划,2015年5月爆发了由台湾多所高中学生发起的“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在此次“反课纲”运动的影响下,台“教育部”宣布三项处理原则,即“新旧教科书并行,尊重教师专业自主选书权”、“新旧教科书有争议的部分,不列入大学入学考试命题”、“即刻启动课纲检讨程序,同步推动大家一起写教材计划”。由此观之,马英九当局推动的“拨乱反正”教育改革,在“台独”分裂势力的强烈反对与扺制下,软弱的马当局还是妥协了,未能扭转台湾“主体化教育”与“去中国化”教育的发展路线。 

  民进党自2016年5月再次上台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任用两位“台独基本教义派”的人士担任台教育与文化部门负责人,并立刻废除马英九任期内所推动的“课纲微调”,继续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政策,企图把日本的殖民侵占和中华的江山一统相混淆,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完全分割开来。其中,完成修订《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并于2019年正式上路实施。其中不仅将台湾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并入“东亚史”,而且在书中大量删减了中国史的相关内容,将5000年的中国历史仅仅用1000多字概括。教材中更是完全不提清朝时期对于台湾开发的贡献,反而把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对于基础建设的投入说成是日本对台湾的“贡献”。其中修建了台湾嘉南大圳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更是被“神化”,但课本却完全未提八田与一修建水利工程时侵占农田及向民众强收水费的事实。 

  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尤其是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緑化”历史教学与“文化台独”教育政策,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造成台湾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错乱与史观混乱,也模糊了台湾年轻人对于大陆和日本之间的错误观感。 

  二、台湾“去中国化”“台独教育”对台湾地区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 

  国家认同是人们所有的政治认同中处于最高层次的认同,即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形式。岛内“台独”教育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辉,而民进党执政者继承了李登辉的衣钵。在“台独”史观教育下的一代代台湾青年,通过被强行灌输“台独”思想,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的重新塑造,淡化了他们的“中国国家意识”和历史认同观,深陷于“台独”思维与意识之中,也让台湾社会“独化”现象更加严峻,严重威胁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给中国国家认同和祖国和平统一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一)台湾青年“台湾主体意识”的强化与文化政治认同的混乱 

  “台湾主体意识”发轫于日据时期,流变于20世纪60-80年代,畸变于20世纪90年代。教科书是台湾当局政治意识形态的映射与体现。以“台湾认同”即“台湾主体意识”的渗透为指针,台湾地区中小学社会领域教科书具有严重的“去中国化”与“台独”政治化倾向。30余年来,岛内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增强,一批“人造独”被培养出来,成为“台独”意识形态的追捧者,甘为民进党票源,让民进党在选举中大尝“甜头”;30余年来,两岸间国族认同差距加大,开始出现“人造独”基因的世代传承,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挑战。李登辉、陈水扁时代通过在政策上实行“去中国化”来迎合美日,从而达到巩固政权和寻求国际上政治依靠的目的。他们否定“九二共识”,扭曲一个中国原则,对本土青年灌输“台独”观念,导致两岸民众思想意识与政治认同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产生了疏离感和“他者感”,并炮制了文化冲突,从而使台湾社会的“本土化”倾向不断加强。 

  然而“台湾主体意识”的加强,不仅会影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也影响政治认同。近期台湾的一项民调显示,被调查的台湾青年(19-29岁)中仅有27.78%的人认同“原住民以外,大多数台湾人民来自中国大陆,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一表述,而有66.67%的人认同“虽然很多台湾人早先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但一两百年来已经发展出独立的血统与文化,是台湾民族,不是中华民族”;中年人(30-59岁)认同两种表述的比例则分别为58.11%与37.84%。〔7〕由此可见,台湾当局的教育政策对当地青年的意识形态的腐蚀及其深刻,台当局这种最强力扭曲真相、重塑认同、歪曲史观等手段,必然会不断破坏两岸共同国家认同,使岛内陷入严重文化与政治认同分裂、混乱之中。 

  (二)台湾青年中国史观出现严重扭曲与变异 

  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历史的整体性首先在于历史意识的整体性,也与作为人类认识的结果、历史意义密不可分。通过教育传递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使民众在正确的历史认知中丰富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产生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是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路径。〔8〕纵观台湾“台独”教育史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整体历史的断裂和缺口。 

  在李登辉与陈水扁时代“同心圆”史观的教育影响下,“中华民族史观”让位于“本土史观”和“台湾史观”,强行割断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很大程度上使台湾民众的历史认同构建呈现出矛盾而复杂的特殊形态,紊乱了其对于民族历史的认知,并逐渐脱离中国历史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导致台湾青年对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持续性断裂,从最根本上阻断了两岸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情感记忆,继而发展为对中华文化以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的逐渐淡漠,“两岸一中”的中国国家意识蜕变为“台湾主体意识”,为两岸和平统一前景蒙上阴影。有岛内舆论认为,当前全世界热衷学习和研究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与历史,在全世界追逐华人商业与文化事业,通过熔铸传统与现代进而创造出无数动人的文创产业之际,岛内“台独”势力却忙着将政治黑手伸入校园,罔顾专业地以政治肆意凌驾教育;长此以往,将毁掉台湾青年的竞争价值,使他们只能困守岛内,失去世界竞争力,最终将造成台湾未来的人才浩劫。〔9〕然而这种历史缺口因由少数当权者所利用和把持,使广大台湾青年埋没于历史真相之中,无疑反映了台湾问题日益复杂之形势。甚至在社交网络平台,不时发现一些台湾青年竟认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在荷兰、日本或在美国的现象,更值得我们深思。 

  (三)台湾青年中华民族意识与认同严重缺失 

  民族认同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历史结晶,具有很强的持久性与稳定性,两岸之间文化交流在缺少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就等同于在未对传统文化正确吸收与继承的前提下空谈文化。〔10〕两岸文化本是一脉相承,可民进党再度执政以后,沿袭李陈时期的“文化台独”思维与政策,以“去中国化”为基础,鼓吹“一边一国”思想,蓄意剔除台湾青年一代骨子里的国族基因,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排挤任何与中华相关或具有中国元素的标志或符号,不仅造成了台湾同胞意识形态的进一步“独化”,更形成了一种民族认同感的缺失,重挫了台湾青年丧失基于中华文化的竞争优势,给两岸和平统一造成了严重阻碍。 

  在两岸积极推动《柏杨版资治通鉴》出版时,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却断然拒絶将柏杨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摘文选入初中一年级的国文教材,并正式向两岸出版商声明:“依柏杨生前交代,如今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张香华直言,不同意授权现在的教科书摘録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一大原因,在于对现在台湾教育和新课纲“去中国化”甚至“反中”的无法苟同,她指出:“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即便读了柏杨的文章,又怎能领会柏杨的精神?” 

  张香华尤其痛指如今的语文、历史教材,删减文言文,以“东亚史”观点取代“中国史”,根本是执政者“去中国化”的教学策略,没有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与认同前提,她认为收録《丑陋的中国人》其心可诛,担心“利用其书名来辱华”。因此虽自2016年以来持续收到教科书的授权邀请,她一律拒絶。 

  三、台湾青年狭隘主义、反智主义的萌发与蔓延 

  政治权力的介入对教育的影响至深,而教育改革政策的推动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强制形态。“台独”分裂势力利用教育与政治的互动关系,通过操纵教育的主导权,尤其是教科书的编撰权,借“台独教育”达成其思想、文化与政治等全盘“台独”目的。从“同心圆史观”到“台湾经典古文”,新课纲的反事实和反智主义叙述必强化台湾青年的认知消解。而此种叠加了政治权术的“台独教育”不仅使得台湾的历史教育深受其害,也同样荼毒了台湾一代代青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长期以来,台湾“独派”深谙洗脑教育是宣扬“台独”史观最便捷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操纵“台独教育”在岛内横行30余年。这种肆意掺杂了“文化内涵”的“台独”政治霸凌教育以渐进方式培植台湾青年“台独建国”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严重误导了部分台湾青年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统独立场,破坏和摧毁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对于民进党及执政当局来说,“反中、反共”是它的政治底色,从内到外谋求渐进分离是其阶段性的任务,“谋独”是它处心积虑的目标。如在台湾内部,民进党当局通过行政组织改造、文化立法、教科书修改,基本完成了岛内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与大陆分裂的铺垫性基础工程。这些举动无疑疏解了台湾青年的内心防范,沉迷于民进党蓄谋的一场“意识战”中,此间美、日等国与民进党的纵横捭阖迷惑了新生代尚未成熟的心智,导致社会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表现,破坏两岸和平发展与友善往来,陷于“西方价值”与“反共抗中”的窠臼中,造成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浅薄的反智价值观。 

  四、台湾青年出现严重的亲日情结与错误的认知窠臼 

  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施以高压、多元、系统化的同化政策,对台湾宗教、风俗、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改革,强制建立起日本化的社会生活规范,并逐步将其与世代延递结合在一起,最终使得台湾民众生活“日本化”,甚至产生了畸形的“皇民化情结”。 

  在台湾光复之后,也不免出现历史重蹈覆辙的事态。1994年李登辉发起的“教育改革”贯穿了“反共、反中、亲日”三大主题,删除了两岸早期历史连接,淡化、忽略甚至扭曲台湾同胞反对外来侵略,尤其是反抗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斗争和台湾光复运动,出现日本殖民统治不但无过反而有功的谬论。岛内的“台独”势力也不遗余力地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不仅絶口不提二战时期日本在台强征士兵和慰安妇的种种军国主义恶行,还刻意宣扬所谓日本对台湾现代化建设“有贡献”。其中对于日据殖民所带来的客观发展我们无须否定,但过度宣扬日军功绩和歪曲史观则是极具错误与反对的。善于操弄政治生态的民进党也紧抓这套“法理”话术,制造“民意”舆论。近日,国民党前副秘书长蔡正元在社交媒体发文痛批在天津出生长大的日本记者矢板明夫整天在台湾鼓吹“亲日反中”。而其实际是吃中国大陆奶水长大,在台湾混的“假日本人”。这种现象也层出不穷,正如在韩国与台湾对于打造纪念日本前首相安倍的铜像做法上大相径庭。韩国安置了前日本首相安倍向慰安妇下跪道歉的铜像,而台湾的各地緑营人士却掀起破除蒋公铜像的歪风,并弃置不顾。有些人为能让皇民及湾生后裔将其当神一般膜拜,还自动踊跃捐钱,并对立安倍铜像表示敬意,同时邀请“监察院长”陈菊前往剪彩致敬。这无疑是民进党极端亲日的又一表现。对于亲日烙印的肇建龢利用。但影响深远的是这些潜移默化的灌输使得台湾青年在际代更迭的家庭观念影响下和社会驳杂的主流意识里难以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导致台湾青年对于“中国人”认同还是统独认同都呈现此消彼长的现象,造成了当代台湾青年严重的亲日现象,不利台湾年轻人的心智和台湾社会的健康发展。 

  注释:

  〔1〕张蕾:“台湾青年‘国家认同’研究——以‘首投族’为例”,《台湾研究》,2018年第4期。 

  〔2〕陈星:“当前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现状与问题建议”,《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2期。 

  〔3〕崔萍:《台湾教育改革纵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4〕主要内容参见台湾“国立编译馆”1997年出版的“认识台湾历史篇”、“认识台湾社会篇”、“认识台湾地理篇”。“认识台湾”在2002年“九年一贯课程教科书”推出后停止使用。 

  〔5〕资料来自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6〕谢大宁:“台湾历史课纲所牵涉的认同问题及其发展”,《台湾研究》,2015年第4期,第6页。 

  〔7〕张亚中:“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治权关系:1+1=3”。 

  〔8〕李家新:“台湾教育政策变迁及其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1期。 

  〔9〕王子旗:“‘台独’史观教育毁掉台湾青年未来”,两岸关系,2019年第9期。 

  〔10〕周晓丽、傅开:“去中国化背景下两岸文化交流的思考”,《社科纵横》2018年,第5期。 

  (钟鸿,王建民,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2月号,总第3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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