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了“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冲突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再次升级。这场“特别军事行动”虽然是由俄罗斯发起，但是其发展进程以及最终走向却受到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深度干预，后者虽然宣布“不派兵”介入，但却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军事情报和其他必需物资以及对俄制裁等手段，借机消耗俄罗斯的实力。以上相关举所导致措的结果对美国和欧洲的影响截然不同。俄乌冲突导致世界能源市场和粮食市场受到巨大冲击，欧洲各国经济深受其害，但美国却藉助此次冲突成功将之前曾被马克龙称之为“脑死亡”的“北约”激活，并强化了对欧洲的控制。与此同时，美国也借俄罗斯受到牵制的时机，腾出更多精力来对付被其视为“潜在竞争对手”的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在亚太区域布局，企图强化遏制中国崛起的力度。俄乌冲突之后美台互动持续升温。美国借俄乌冲突宣扬中国大陆可能对台发动“武统”等“中国威胁论”，以刺激台湾当局持续进口美国军火，进而激化两岸军事对抗。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乌克兰问题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美国一些人故意拿台湾问题同乌克兰问题相类比，刻意扭曲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性质，企图否定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以牺牲两岸人民福祉和地区和平稳定为代价，服务美国的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这充分暴露其“以台制华”的政治算计和险恶用心。两岸中国人应当有足够的智慧，避免陷入外部势力的圈套，共同确保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

　　一、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加紧“围堵中国”

　　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对外战略的设计和实践方面经验丰富，不仅着眼全局从而顾及全球各个区域的联动，而且历任总统的对外战略往往会有一定的延续性。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国对华战略呈现出逐渐收紧的趋势，美国的连续挑衅导致中美关系正在逐渐冷却。

　　（一）对华“围堵”是美国印太战略等一系列安排的本质

　　奥巴马时期，美国就曾提出“重返亚太”和“2020年前将60%的军事力量部署到亚太方向”等设想，但其进展相对缓慢。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就加紧与中国进行“脱钩”，大打贸易战和科技战，但在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中国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美国对华的经济围堵并未达到企图。

　　拜登上任后，延续了前任的对华政策，虽然在对华社会交往方面有所缓和，但在贸易战、科技战、地缘政治斗争方面持续表现强硬。一是强化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盟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团结”，借此围堵中国。2021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把应对中国的挑战列为八大战略优先事项之一，并将中国定义为“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二是着手明确围堵中国的制度安排。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美日英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2021年2月18日，上述四国举行线上外长会谈。3月12日，“四方安全对话”举行首次在线首脑会谈。9月24日，“四方安全对话”又召开首次领袖线下高峰会，相关对话的主题均是“如何防范崛起的中国”。此外，美国还推动成立了军事色彩更为浓厚的AU‐KUS同盟（澳英美军事联盟）。2021年9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发布联合声明，宣告AUKUS的成立，并提出将帮助澳大利亚构建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这显然也是在亚太地区防范中国的提前部署。三是进一步明确长期战略安排。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发布其首份区域战略报告——《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印太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挑战”。由此，拜登政府打算在未来12到24个月内展开“十大印太行动计划”，内容包括主导印太的经济框架、提升威慑力、加强东盟的团结、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与区域领导地位、夯实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扩大对日韩合作等。

　　（二）俄乌冲突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动作更为频密

　　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所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也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美国之所以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虽然不断地对乌克兰提供各种军事援助和战术指导，却极力强调不会直接军事介入冲突，其原因就是要抓紧时间布局“印太战略”。

　　在经济层面，拜登于2022年5月访日期间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正如中国学者项昊宇所言，这一“框架”贯穿着明显的政治考量，主要有三方面目的：一是补齐“印太战略”的经济短板，二是服务美国国内经济，三是打造对华战略竞争的新工具。拜登政府从构建“框架”之初就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希望藉助“框架”，在地区经贸规则上制约中国，供应链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核心技术上强化对华竞争力，以此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在政治层面，美国则大言不惭地要重塑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实际上是在亚太地区继续生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45分钟的对华战略演讲，强调美中关系是“最复杂和最有影响力”的关系，将此前的“竞争、合作、对抗”原则改为“投资、协同、竞争”，称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的紧迫性长期性挑战”，宣布要“塑造中国周边新环境”。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国务院内部成立跨部门的“中国小组”（美国五角大楼去年已经成立了“中国行动小组”）。

　　在外交层面，2022年6月的七国集团（G7）和北约峰会也成了美国“围堵中国”的舞台。G7峰会上美国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多边框架正式启动，其主要目的就是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北约在美国主导下于马德里峰会期间拼凑出2010年以来的首个战略概念文件，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这一举措罔顾其大多数成员国距离中国十分遥远的事实，“这本身就是极具挑衅性的，因为这意味着北约与中国的关系可能发展成与当前同样不可预测和混乱的中美关系。”北约此举，实际上是以美国的对华战略绑架其他29个成员国的政治决策。

　　在科技层面，拜登政府也继续对华打压。202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该法案宣布美国将注资本土半导体行业，其中527亿美元用于芯片制造设施建设和扩建以及其他项目的直接补助，240亿美元为税收优惠及其他规定。法案还授权5年内拨款1700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的科学研究，借此与中国竞争。法案还设有重要条款，获得上述补贴的芯片企业，未来10年内不可在中国兴建或扩大先进芯片生产线。舆论普遍认为，美国炮制这部“芯片法案”，逼迫芯片公司与中国这个大市场“切割”和“脱钩”，是典型的“得病乱开药”，不仅不会得到高科技企业的积极支持，也难以实现其打压中国芯片的预定目标。

　　二、俄乌冲突背景下美方加紧实施“以台制华”战略

　　正是在美国积极“围堵中国”的大背景下，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更加重视“台湾牌”的作用。美国不仅继续强化对台军售和与台湾当局的高层互动，甚至有国会议员提案将台湾列入“主要非北约盟友”（Major Non-NATO Ally,MNNA）。可见，“以台制华”战略似乎已经成为美国朝野各党派的共识，2022年11月适逢美国中期选举，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挺台”方面的表演只会愈演愈烈。

　　（一）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极力为台湾当局“壮胆”

　　当前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是尽可能地掏空“一个中国”政策，逐步赋予台湾“主权国家”待遇。一是不断派遣高官赴台，强化双方官方互动。俄乌冲突发生后，美方就立即派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迈克尔·马伦率领跨党派代表团访台，向台湾当局解释美国的俄乌政策，缓解台湾民众“美国不会协防台湾”的疑虑。当然，最挑战“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底线的事件是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佩洛西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明目张胆窜访台湾地区，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伤害，也招致中方一系列强硬回应。

　　二是藉口“失言”，向台湾当局释放危险信号。在涉台相关话题上的“失言”不仅在美国高官中经常发生，更屡屡出现在身为总统的拜登本人身上。到2022年5月，拜登已经有三次“失言”，其对中美关系的伤害也愈演愈烈。2022年5月23日，拜登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针对“你愿意军事介入保卫台湾吗”的提问给出肯定回答，并强调“这是我们给过的承诺”。这一言论与2021年8月拜登“把台湾放到北约盟友序列”和2021年10月拜登在接受CNN采访时称“将保卫台湾”的两次“失言”相比更具挑衅性。尽管白宫幕僚立即澄清所谓“美国‘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但美国的政府诚信已经大打折扣。

　　三是公然改变涉台政策书面论述。美国国务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宣示和执行机构，其对台表述反映了美方政策动向。2022年5月5日，美国国务院在其官网删除了“美国不支持‘台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字句。这一举动违背了美方的一贯立场，向台湾当局释放错误信号，当然招致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于是5月28日的美国国务院网页上再次修改为：“我们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期待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

　　（二）通过一系列“挺台”法案，在国际场合为台湾当局“撑腰”

　　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国会也推出多部“挺台”法案，以此来表达对台湾当局的“支持”。例如，2022年3月2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该法案囊括多项“友台”条文，包括明确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重要部分、强化“台湾关系法”下美国对台承诺、支持定期对台军售、促进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积极与台湾当局进行贸易对话，寻求签署“自由贸易协议”（FTA）等。再如，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及参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雷厄姆于2022年6月17日联名提出“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参议院提案S.4428），该法案被称为1979年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修订。其内容包括在4年内提供45亿美元军事外援资金，并赋予台湾当局“主要非北约盟友”（Major non-NATO ally,MNNA）地位；“优先考虑并加快”对台军售，直到国会确定台湾所受的“威胁”已明显降低，并指示美国国防部长制定训练项目，提高美台军队的“相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将台湾当局“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等同于将台湾地区“主权实体化”。该法案已于9月14日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以17票支持、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但在本届国会会期结束之前两院能否协商出共同版本送交总统签署确实存在一定变数。不可否认，“台湾政策法案”将严重挑战台海现状，美国正在成为事实上的“台海现状改变者”，中美关系也必将遭遇重大危机。

　　在国际舞台上，美国也加强了“挺台”的力度。除了在美国参与的絶大多数场合大谈“中国威胁论”之外，美方主动提升了在台海周边军事演习的力度。此外，美方还积极表态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2022年的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WHA）于5月22日至2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美台双方为此于3月31日召开“台湾‘国际参与’高阶工作会议”，特别聚焦台湾参与WHA议题。美国副国务卿布赖恩·麦基恩4月8日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会晤时，还向谭德塞呼吁应该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WHA。

　　当然，未来需要持续关注的议题还包括美台勾连推动“台湾入联”。2021年10月适逢联大第2758号决议通过50周年、中国与联合国驻华系统分别举办庆祝活动之际，美国个别政客与智库却勾结民进党当局，公然歪曲第2758号决议内涵，妄称“该决议仅仅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未解决‘台湾的代表权’问题”。2021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声称，“我们鼓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同我们一道支持台湾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强健的、有意义的参与’”。因此，2022年9月13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时，台湾当局再次举行“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的相关活动，背后显然离不开美国的默许与支持。

　　（三）强化对台军售和其他军事合作，给台湾当局扩军备战“打气”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不顾中美“八一七公报”的承诺，持续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到2022年9月为止对台军售已经高达6次。虽然相比以往的对台军售，这6次军售的总金额并不很高，但其在强化美台军事合作方面意义重大。例如，在第5次军售中，美国不仅对台出售坦克和装甲车辆的零部件与备件，还包含了美国政府与承包商提供的技术和后勤保障。五角大楼防务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拟议中的军售将有助于接收方的车辆、小型武器、作战武器系统以及后勤保障的持续运行，从而加强接收方应对当前与未来威胁的能力。”声明还说，这还会加强台湾当局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互操作性，这样一来，台湾当局武装部队可以毫无障碍地吸收这些装备与相关支持。再如，9月2日拜登政府宣布的第6次对台军售总价约11亿600万美元，军售内容包括了60枚“鱼叉”反舰导弹，这些武器属于进攻性武器，其挑衅意味更为明显。

　　更有甚者，美国一些“挺台”议员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力度是远远不够的。2022年5月3日，美国联邦参议员共和党籍的卢比奥在其提出的“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Taiwan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ct）中，进一步要求美方优先处理对台军售案，不再限制售台武器须为防卫性质。法案甚至呼吁建立美台“共同训练计划”，包括进行完整规模军演等，法案还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每年检视美方“防卫台湾”作战计划，并拟定一份事先批准、优先售台的军事平台、科技与装备名单。该法案的部分条款已包含在6月份提出的“台湾政策法”中，其用意就是要为美国更迅捷地介入对台军售扫平道路。

　　美方还将台湾的军事力量纳入其“第一岛链”战略安排，不断与台湾军方协同训练，并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战略进行直接干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特种部队与台湾军方进行协训的报导开始公然见诸媒体。而美方也持续对台湾当局军事战略评头论足，不但要求其在防务预算和兵役制度上继续加码，还“建议”台湾当局采用“不对称作战”战略。2022年3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迈克尔·马伦率领跨党派代表团访台时明确表示：“继续寻求对有效防御战略没有意义的武器系统，不符合台湾面临的不断演变的安全威胁……因此，美国强烈支持台湾实施不对称防御战略的努力。”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率领的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访问团在7月19日举行的记者会中也大谈他对“不对称作战”的理解，他说，“台湾推动不对称作战的方向正确，但速度应该加快，如果都能做到提高预算、研发军备、强化动员及延长义务役等重点，就是向外界传达很好的讯号，代表台湾正在积极防卫，借此让美国等盟友对台湾更有信心”。他还大胆建议：“台湾应强化征兵制度并延长义务役期，让年轻的台湾男性、女性在军队中服役至少一年，并进一步加强后备军人的动员能力，才能让台湾与美国等‘盟友’的防卫同步化”。 埃斯珀的这一建议让老龄化的台湾社会和崇尚“小确幸”的台湾年轻人大吃一惊。台湾退役将领出身的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斯怀就指出，埃斯珀建议台湾“全民皆兵”、延长役期，这是不道德的，他认为兵役制度不应由外人指指点点。

　　三、美台勾连加深导致台海局势风险增大

　　俄乌冲突是大国争夺权力背景下乌克兰人民的悲剧。台湾岛内部分人由于盲目崇美的心态，对俄乌冲突的发生和发展缺乏客观公正的认知，当然也很难反思自身“亲美远中”路线的谬误和危险。而民进党当局错误的两岸政策，更加速把台湾带向危险边缘。

　　（一）台湾当局盲目追随美国，岛内政界相互攀比“亲美反俄”

　　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虽然也分成了执政党和在野党，在选举政治中进行激烈竞争，但在对美关系议题上，台湾各主要政党的态度均是“一边倒”，相互“攀比”谁更亲美。俄乌冲突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迫不及待地表明“挺乌”立场，妄图借此突显台湾的“国际存在”。2022年2月25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将因为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4月，台湾当局经济部门又宣称，将扩大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严格管理具有军民两用特性并可能用于大规模武器扩散的57个产品。不过令台湾当局尴尬的事实是，台湾与俄罗斯的贸易量整体并不大，就高科技部分而言，2021年半导体对俄罗斯出口仅0.25亿美元，占整体出口比例为0.015%。硬件行业对俄出口0.23亿美元，占比0.31%，通信产品出口0.46亿美元，占比0.38%，比例都非常低，台湾当局对俄制裁其实无关痛痒，只能说是表个态、凑个热闹而已。当然民进党当局“求仁得仁”，3月7日，俄罗斯政府发表的“不友好的国家和地区名单”之中，除了美国和北约国家之外，台湾地区也赫然在列。6月，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明确宣布，俄方将针对“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在氖气、氪气等惰性气体的出口上进行限制，这很可能对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形成一定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也正调整马英九时期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政策”，不断向美国一侧倾斜。俄乌冲突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也极力表达其“谴责俄罗斯、声援乌克兰”的立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还在“亲美”的表述上走得更远。2022年6月朱立伦在访美期间出席布鲁金斯学会活动时明确表示：“我们要让美国朋友知道，在台湾包括国民党、民进党都是亲美路线，只是处理两岸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不同。”

　　台湾主要政党一边倒的亲美立场导致迄今岛内始终未能形成针对俄乌冲突历史原因的客观讨论。虽然也有少数理性学者和政客（例如苏起、郭正亮等）提出“只要台湾发生战事，就是台湾输了”，但理性的声音并未成为台湾社会主流，更遑论影响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

　　（二）俄乌冲突微妙影响台湾民意，但緑媒强势操控岛内舆论

　　俄乌冲突发生在遥远的欧洲，但其战争相关信息，尤其是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图片被广泛传递，仍然微妙地塑造了岛内民众心理认知。加之美国总统拜登迅速表达了不派兵介入乌克兰局势的态度，这大大降低了台湾部分民众对于美国派兵介入台海的预期。“台湾民意基金会”在2022年4月的民调中问及：“如果中国大陆采用武统的方式，您相不相信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受访者中有近三成六偏向于相信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但有高达五成四不相信。不相信者比相信者多约1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同样的问题在2021年10月的民调中有六成五受访者倾向于美国会派兵“协防”，只有两成八倾向于不会。可见，俄乌冲突大大改变了台湾民众对于美国是否“协防台湾”的认知。

　　尽管如此，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之私，在俄乌冲突中仍坚持对美国亦步亦趋，在岛内不断塑造“挺乌反俄”的舆论。民进党当局掌控的媒体也迅速“站队”，猛批俄罗斯、力挺乌克兰。在俄乌冲突第一阶段俄罗斯未取得预想的速胜之后，岛内唱衰俄罗斯的声音更为高亢。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社交平台上宣称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行动是“野蛮的战争”，幷且还自娱自乐地声称俄罗斯将台湾列入“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名单”，等于变相承认了“台湾的主权”。在俄乌冲突第二阶段，緑营媒体又大肆吹捧乌克兰的所谓“大反攻”。然而，緑营媒体却刻意低调处理乌克兰已经满目疮痍的事实，对与台湾自身处境密切相关的“如何避战和止战”话题更是甚少提及。

　　（三）台湾军方甘当“豪猪”，跟进“不对称作战”

　　美国一些专家学者近年来极力对台湾兜售“不对称战略”，而伴随两岸形势的变化，这一理念正逐渐为台湾军方所接受。早在2017年，时任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就曾依据“豪猪战略”提出“整体防卫构想”，其核心思想是“承认台湾和大陆不再势均力敌，因此台湾需要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来扺御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豪猪战略”将重点放在灵活且隐蔽的武器上（比如“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地对空导弹），以取代购买价格昂贵的坦克、战舰和潜艇等传统装备，因为这些装备很难隐蔽，且容易遭受导弹攻击。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学者葛来仪于2022年3月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也表示，台湾目前需要采取“豪猪战略”，让自身必须难以被“夺取和控制”。而这样的“不对称防御”意味着要取得大量的小型和廉价武器，使解放军难以登陆。即使真的登陆，也很难在台湾“内陆”取得进展。

　　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重塑台湾当局军事实力的要求更为紧迫，而台湾当局虽然也对美方愈发粗暴的干涉有所不满，但仍不得不接受其安排。例如，美国官员认为，台湾当局过去试图订购的MH-60“海鹰”直升机等武器并不适合与解放军作战，一些美国官员还要求台湾当局加购沿海防空导弹系统、武装无人机和水雷等。而台湾的军事专家们未必不知道“豪猪战略”意味着台湾注定成为中美博弈的“战场”，台湾军方在放弃制空权和制海权之后将不得不在激烈的巷战中等待缥缈的外援，且台湾的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将在战火中付之一炬。但目前台湾岛内对于美国军事建议的公开反驳声音非常之少，对台湾当局甘当“豪猪”、推进“不对称作战”的阻力可以说微乎其微。

　　（四）台湾当局配合美国不断挑战中国大陆底线，加剧台海局势风险

　　当前美国国内“敌视中国、认为中美注定一战”的官员和学者并不在少数，这也是中美关系持续向坏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人认为，以台湾“做局”激怒中国大陆，最终引发两岸兵戎相见，或许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中国崛起。而岛内部分民众不仅对自身中国人的认同不断降低，而且对军事冲突的破坏也缺乏概念，一些年轻人已经忘记金门炮战的历史教训，甚至希望“以武谋独”。加之民进党当局对美国的竭力配合，也使岛内反对“过度亲美”的理性声音被湮没在非理性的“反中”狂热中。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岛内充斥着台湾的军事力量强过乌克兰，甚至“将中国大陆类比俄罗斯，‘武统’面临种种挑战”等自大论调。美国的恶意推动与台湾部分人的“无知者无畏”正在产生叠加效应，使美台双方在台海区域的挑衅不断增强。2022年8月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事件就可以看作是美方对于中国大陆军事反应的一次压力测试。未来美台互动还会不断突破美方“一中政策”底线，台海区域面临的战争风险正在不断增大。

　　佩洛西窜台之后，中国国台办、国新办联合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继1993年和2000年之后，就台湾问题发表的第三份白皮书，当然也是特殊时间节点下出台的一份历史性文件。白皮书中提道：“我们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絶非针对台湾同胞，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或外部干涉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这一振聋发聩的言论，是对美台双方挑衅行动的有力回应，有效震慑了“台独”势力及其外国支持者。

　　四、避免战争悲剧必须排除外力干涉

　　当前俄乌冲突仍未看到停战迹象。美国非但不进行促和谈判，反而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火，传递军事情报，甚至在国际媒体上大打对俄认知战，塑造有利于乌克兰的国际氛围，却又并不打算派出地面军队，甚至一再拒絶乌克兰提出的“北约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的倡议。可见，美国介入乌克兰事务的程度是依据其消耗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而定的，与乌克兰现实需求无关。乌克兰要恢复和平，恐怕还是需要与俄罗斯坐下来谈，尽管两国很难回到2月24日之前的局面，但至少可以获得发展所需的和平环境。

　　俄乌冲突的教训说明，海峡两岸不可低估外部势力在塑造台海“敌意螺旋”中的关键作用。一旦台海局势激化，美国同样可能对台湾当局加大支持力度，为其提供军火甚至通过台湾版本的“租借法案”，向台湾方面传递军事情报，在国际上对中国大陆大打认知战、塑造有利于台湾方面的国际氛围等。但几乎可以肯定，美方不会派出地面部队协防。这是因为美国已经清楚认识到解放军的实力，同时也絶对不会冒与中国这样的核大国发生全面冲突的风险。台湾社会应该充分认清可能的台海冲突不过是美国消耗中国大陆力量的一个“局”，而台湾地区若不设法避险，将在冲突的进程和结束方式上完全丧失话语权。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 台湾社会只有不断增强独立思考能力，不再盲目听从外来势力的“指导棋”，促使台湾当局放弃“台独”或“独台”路线，回到“一个中国”的正确立场，两岸纔可以找到契合点，从而展开协商、共同维护和平。也唯有这一路径，才能真正实现台湾民众的长久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