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近年来，历史学方法论中，出现一波强调以不同的观察视角，重新对原有史料及史实进行诠释的论述，例如冈田英弘教授强调以蒙古草原为中心，所重新建构出的“世界史”，其认为世界史系伴随着蒙古帝国之兴盛而拉开序幕，而以蒙古草原为中心的中央欧亚草原民族的活动，则改变了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并同时使超越东洋史、西洋史之传统界分，开展出“世界史”史观，成为一种可能。又例如将台湾重新摆放在大航海时代中的枢纽地位，而非传统以中国大陆海外边陲，仅于书写中原政权历史时，偶尔附带提到的一个地区视之，所进行的各种关于海洋史、台湾史的新解等为是。

　　在学科的蜕变进程中，出现不同的学派、论点，推翻过往看法、修正旧有的学说，原本为再自然不过的事，各个学科亦因此而进步。但在历史这门学科上，则有太多学科以外的力量，试图将自己披上所谓“蜕变”的外衣，企图在意想不到之处，殷殷盼望着能有所回响。太多的“弦外之音”，反而成为影响历史学科进步的主因，甚至吞噬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即历史本身，的真实性。或者更精确地说，吞噬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即历史本身，的全面性。

　　贰、台湾台南安平古堡更名争议原委

　　公元17世纪，荷兰人兴建了FortZeelandia（热兰遮堡），是台湾第一座西式要塞建筑，后来历经郑氏、清朝统治时期，整座堡垒在岁月的摧残下早已破败不堪。进入日治时期，日人在热兰遮堡残余基座上，改建安平税关官舍，并设立灯塔、竖立纪念滨田弥兵卫事件的“滨田弥兵卫纪念碑”等物；民国时期，“滨田弥兵卫纪念碑”文字被彻底磨去，取而代之的是“安平古堡”4个大字，同时也修建瞭如今广为人知的红顶高塔瞭望台。从此，这个地点名称便被广泛以安平古堡称之。

　　鉴于2024年热兰遮堡即将建堡满400周年，台湾成大建筑系名誉教授傅朝卿公开呼吁，希望能在400周年之际，改正过去认知的错误，不要再把红白色尖尖的现代建筑高塔视为古迹，盖“真正的古迹是在旁边的古城墙”等残余基座，目前台湾地区不论印制在邮票上或印制在高铁站前、台南市古迹旅游券上的影像，对于热兰遮堡古迹印象的呈现，都是以尖塔为作为对象，傅朝卿教授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而提出前述的呼吁。

　　2022年10月，安平古堡园区内的“台湾城残迹”、“热兰遮城城垣暨城内建筑遗构”两处原定古迹，因周边有相关历史考古新出土，经“台湾文化部文资局之古迹审议委员会”进行审议后，确认几处古迹均属于荷人所兴建的热兰遮堡范围内，恰逢建堡400周年前夕，文资局因此主导更名，决议将原有古迹结合新出土之10段城址古迹，整合更名为“热兰遮堡遗构”。台南市文化局更表示，前述更名牵涉相当广泛，工程浩大，可能包括教科书等都要改，未来会依照文资局的更名，逐渐更改，可能先从市府的观光宣传折页、指示牌等先改起……

　　上开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各界议论与抨击。肇因于近年来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当局，不断地在各方面进行所谓去中国化、重构本土化等措施，虽说名正方能言顺，但过激过度的正名行为已隐然失衡，亦未必符合矫正正义、转型正义之旨趣，在台湾岛内早已不乏反对声浪，认为民进党政府正经事不干、成天闹正名、瞎折腾。因而前述更名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反感，迫于舆论压力，民进党旗下的各色媒体、脸书粉丝专页等立即出面辟謡，尝试缓解压力、转变舆论关注的焦点，例如脸书专业“台南式”即贴文表示：“目前真正登録为古迹的是园区范围内的“台湾城残迹”及“热兰遮城城垣暨城内建筑遗构”，讲白话一点，这两处指的就是我们进到安平古堡中会看到的那面古城墙，以及埋在地底下的荷治堡垒遗构，它们才是真正的古迹，而要将名称更改为“热兰遮堡”的也是它们，不是安平古堡。“台南式”更进一步指出：“台南古迹改名不是没有发生过，2020年，原本各自列为古迹的兑悦门、大东门、大南门、巽方炮台、小东门段残迹、东门段城垣残迹、南门段残迹，这7处即曾合并名称为‘台湾府城城门及城垣残迹’、‘台南式’更解说道‘Zeeland’其实是荷兰的1个省份，不过单纯看意译的话，Zee是海的意思，land则是陆地的意思，整个FortZeelandia就是‘海陆堡’的意思”。该粉丝专业并以“是不是听起来很好吃呢？”故作轻松地做出结论，呼吁台湾百姓毋庸纠结于名称更易一事。

　　再者，自古以来台湾百姓并不习惯以原音Zeelandia称呼位于安平的荷兰堡垒，例如清代文献出现过“王城”、“安平城”、“红毛城”、“赤嵌城”、“台湾城”、“荷兰城”，日治时期则有“ゼ-ランディア城趾”、“热兰遮城”之用语，未曾见过以“堡”作为称呼的。因此，此次更名，特意以新词“热兰遮堡”取代惯用语“热兰遮城”的原因为何？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表示，使用“城”会让人误以为是城市，事实上该处当年仅是要塞堡垒，因此才会更名为热兰遮堡。

　　三、关于热兰遮城（堡）的历史故事

　　本次争议中，为何特意将众人习知的热兰遮“城”更名为热兰遮“堡”？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所为“城会让人误以为是城镇”之解释，根本欠缺历史素养。简单地说，1661年展开的郑荷战争，除了是哥伦布时代后，欧洲与中国所发生的第一场战争外，也正是欧洲与中国军事实力落差最小的一段时期。新近的研究不断地改变自鸦片战争后，普遍认为中国军队积弱不振、武器落后且缺乏训练等，出于时代错置（anachronistic）的历史思考。幷且不断地尝试找出，当时坐拥优秀的造船、绘制海图、具备逆风行驶能力、船舷装置大炮且海兵训练严格的荷兰舰队，为何会败给“东亚海盗集团（郑氏父子）”，以至于丧失台湾这块在荷兰帝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的真正原因。

　　其中，与本次争议直接相关的研究题目为，郑荷双方在热兰遮的决战，为何当时拥兵十数万、船只200或300艘以上，且甫经北伐差点攻下南京城而骁勇善战的郑军，面对兵员不足3000人、船只仅数十只的荷军，竟久攻不落热兰遮城，时间长达9个月？甚且，战争虽以荷军投降作为结尾，郑军取得热兰遮城，但却付出超过9000人以上的战损相对的，荷军却仅牺牲600至1600人之间。对此问题，相关的研究指出，原因出自被称为欧洲殖民扩张的关键科技：“文艺复兴堡垒”。15世纪期间，随着火炮技术的精进，欧洲战场上以火炮作为攻城利器屡见不鲜，传统城堡已可明显看出不再具备扺御敌人的功效，中世纪修筑的防御工事，纷纷粉碎于大炮的火力之下，意大利人遂开始建造不同的城墙，较为低矮并较为厚实，借由倾斜的角度以及填实的土壤，消解并吸收炮弹的冲击力。新型的城堡（文艺复兴堡垒）于16世纪初发展成熟，与过往不同之处在于，堡垒角落设计有棱堡（bastion)，棱堡的外形像是充满威胁的大箭头，且每座棱堡之间都具有相互支持的作用，因此，文艺复兴堡垒得以发挥旧式堡垒无可比拟的交叉射击的掩护火力。过往，攻城部队总是能找到守军炮火无法触及的防守死角架设攀梯，然而，文艺复兴堡垒则可让守军顾及所有的角度，如果硬攻，攻方必然会在交叉火网的痛击下承受大量死伤。

　　由于文艺复兴堡垒难以进攻，于是攻方通常仅能采取围城战术，且同时间必须建构反防御工事，包括长达数百码的护墙、壕沟与炮台等，以便保护己方的炮手与部队。文艺复兴堡垒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型态与军队的规模，攻城战不再是短时间内得以决出胜负的战役，围城时间增长，则直接导致军队规模的成长。更长远地看，军队规模的成长甚至可能造成政治与社会的变化，例如为了支应堡垒及军队的开销，就须要有更有效的税收政策及财政结构等为是。

　　文艺复兴堡垒先是由西班牙及葡萄牙人接续发展，伴随17世纪荷兰帝国海外殖民地的扩张，文艺复兴堡垒亦遍布在世界上各个荷兰帝国的殖民地中，本文的主角，热兰遮城，在荷兰帝国位于亚洲殖民地的堡垒中，则是规模较大的一座。由于与传统中国的城池不同，郑军在发动热兰遮战役前，并无攻打文艺复兴堡垒的经验，与石头城（南京城）高大厚实的城墙相比，热兰遮城简直如同一叠临时堆砌的石块。郑军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热兰遮战役期间，郑军攻城四次无功而返，并造成前述大量伤亡，最后系在荷军叛逃士官，日耳曼人罗狄斯（HansRadis）的指引下，方习得攻打文艺复兴堡垒的正确途径。

　　热兰遮战役久耗，使得郑军师老兵疲、粮食不继，更导致郑成功的继兄郑泰（当时身在厦门、担任郑军的户官）与其决裂，郑泰自始便不赞同攻台之举，热兰遮战役结束后，则直接拒絶运送谷物至台湾。攻台的郑军因此与中国彻底断絶联络，从此再也没有一艘中式帆船运补至台湾。或许因为久经战阵的疲倦，加上坐困愁城的苦恼，郑成功在热兰遮战役结束后不久，便“发狂而死”。

　　这是关于热兰遮城（堡）、热兰遮战役的真正的历史，也是新出土文物所经历过真正的故事。更名当然不是不行，但真正有意义的历史事件未能重现、出土文物真正的历史价值未能彰显，再多的更名都只是花拳绣腿的政治弹幕。

　　肆、对热兰遮更名事件的反思

　　如果仅仅是因为挖掘出新文物便须改名、便须扭转大家所悉知的印象，未免不符比例原则，亦难以彰显新出土文物真正的历史意义。以本案而言，台南市政府仅需在原有安平古堡园区内增加解说告示、园区导览文宣同步加强宣扬，一样可以达到昭告游人此处有新出土文物的宣传及教育效果，完全不用大费周章、浪费政府预算来进行相关的更名举措。遑论以殖民者对于殖民土地的命名，作为正名的依据、作为庆祝活动的点缀，更让人匪夷所思，世界上有哪一个地方会以曾经被殖民过为傲？民进党当局为了去中国化不惜献媚西方的思维及举动，令人摇头叹息。

　　不论系将安平古堡更名为热兰遮堡，或将二者并列，或如台南市政府所说，仅将安平古堡园区内的部分范围更名为热兰遮堡，都有掩耳盗铃之嫌。事实上，荷兰人前后统治台湾38年（1624至1662年间），仅占400年当中的一小段时间，代表性自然不足。再者，荷兰人占领台湾的最初目的亦在追求与大明帝国（中国）通商而非有心治理或建设台湾，台湾在事后得以逐渐繁荣，则系肇因于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提供荷兰人通商特权，郑芝龙与普特斯曼（HansPutmans，1629年至1636年任台湾长官）达成休战协议，双方偃旗息鼓后，普特斯曼才开始将精力转向殖民地台湾，诸如打压猎头族（原住民）、扫荡走私犯、与大明帝国的投资者合作，开垦田园种植甘蔗、制糖、猎鹿等一系列的殖民政策，热兰遮才逐渐从堡垒山寨，变为繁荣的城镇。因此，若真的要在历史上论述找寻影响台湾的关键事件，郑芝龙的重要性亦不亚于荷兰人或掀起议论的热兰遮堡。但或许是因为提及来自大陆的郑芝龙（乃至于后来的郑成功），又会将台湾与大陆在历史上一衣带水的紧密连结呈现出来，因此执政当局刻意逥避，遂改以鼓励、支持全然凸显台湾主体性的历史论述的方式避重就轻甚至刻意见树不见林，使该等学说蓬勃发展以实现渠等于政治上之目的，历史的真相遂隐藏到这些茂密蓬勃的表象背后的阴影之中。学科的蜕变与当权者企盼的回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令人深思。


　　作者系右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