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宗：开场白
我参加过一些学术会议，外面的学者都是讲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没有人提到珠江文化。同时，认为作为大陆文化的中国文化，注定是落后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此就成立了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现在看来越来越有意义。一定意义上说，珠江文化就是代表着中国的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文化。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大家坐在一起，谈论有关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WTO的思想者论坛，这是《中国评论》在广东省组织的第一个有关广东的“思想者论坛”，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
加入WTO是中国正式进入世界经贸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外国做生意、向外开放的历史标志，这个标志有史可查的已经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现在我们加入WTO，就意味着经过中间一段时间的封闭之后，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同时是中国与世界的对接。历史留有什么教训？现实的对接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们在讨论中，应该历史地、文化地、现实地看待这个问题，多层次、多角度、宽领域地加以讨论。
黄启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在广东
“海上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
丝绸之路的提法最早见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8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其后维杰哈辛在1911年出版的通俗读物《丝绸之路的故事》将“丝绸之路”的名声广泛传扬。特别是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丝绸之路考察”十年规划以来，这个概念已经为世界各国的学者和人民所接受，成为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互动的代名词。
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愿意是指以中国民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敦煌，然后分两路西行到地中海东岸的大秦——也就是当年的东罗马帝国的陆上丝绸之路。19世纪末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所着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的观点，东方的学者如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日本的三杉敏隆，还有香港的饶宗颐教授，都对“海上丝绸之路”加以研究。到1985年，北京大学的陈炎教授正式提出要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幷且身体力行。他认为，在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国家之间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环球性质的友好通道，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更加重要的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在广东
现在联合国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定在泉州，但是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准确的。我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应该是在广东，至少，徐闻、合浦都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我们根据《汉书》之《地理志》的记载可以得知，西汉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就已经派出官方船队携带“黄金杂缯”等从徐闻（现广东徐闻境内）、合浦三汊港（今广西合浦境内）出海，沿着中南半岛航行，最终到达过现在的斯里兰卡。东汉时航线进一步延长，到达了大秦。大秦王安敦尼努斯还遣使自日南经广东向中国献象牙、犀角、玳瑁等礼物，实现了东罗马与广东的直接通商，形成了横贯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三国时期广州开始正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变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中国名僧法显所写的《佛国记》，记述了那个时期到广州经商的国家和地区有大秦也就是东罗马、天竺也就是印度、狮子国也就是斯里兰卡等15个。而隋唐北宋时期，乃至于南宋前期，广州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和东方的世界性大港。
唐朝贾耽在《皇华四达纪》中记载当时从广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条到日本；另外一条到达现今的伊拉克巴士拉港，当时全长14000公里，是16世纪以前最长的远洋航线。
当时有阿拉伯商人为主体的三十多个国家的商人纷纷到广州：据统计一年达80万人次，这在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下，已经是很惊人的规模。
当时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其次是瓷器和漆器；从外国进口的主要是香料、琉璃、珊瑚、胡椒、象牙、犀角等高级消费品。
泉州只在特定历史时期曾列第一大港
联合国将福建泉州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使泉州的名声大噪。但是我们客观地、历史地看待泉州，它只是在中国历史的特定时期成为一段时间的第一大港，但幷非创始概念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随着南宋迁都杭州，政治和经济重心南移，加上泉州、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杭州之间有海道相邻连，地理位置较之广州更加方便，且南宋出口的大宗商品是浙江、福建的瓷器，因此很多阿拉伯商人纷纷移居泉州经商。这样泉州很快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和广州两港的外贸收入约200万贯，各占一半；到了元代，泉州跃居“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阿拉伯伊始本白图泰在其《游历中国记》中说：“刺桐城（泉州）是中国最大港，或径称为世界最大之港，亦无不可”。但是他同时也说：“泰克兰（广州）者，界大城中之一也……由此，商人转运瓷器到中国各省及印度、夜门”。陈大震的《南海志》记载，元代到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一百四十多个，占元代外贸国家和地区的64%，贸易航线到达非洲的索马里和摩洛哥。
广东千年以降保持向海外开放
中国被认为闭关锁国是近几百年的事情，但是广东则一直保持了对外开放，明清时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环球贸易的唯一大省。
明清时期，中国曾经几度实行海禁，但是唯独不禁广东对外贸易。《明史》记载，明朝初年，政府下令所有外商只能集中到广东。嘉靖元年撤销浙江、福建两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
清初实行海禁和迁海政策，但允许广东提前展界和批准澳门为“化外教门”，予以免迁，开放广州和澳门的贸易。乾隆22年，清政府撤销江、浙、闽三海关对外贸易，决定实施“夷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
这就是说，广东成为明清时代中国唯一对外合法贸易的省份，广州又恢复了第一大港的地位，于是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明代除延续唐宋时代的古航线形成广州——里斯本的欧洲航线之外，还在明朝中叶形成广州——阿卡普尔科的南美洲航线；清代乾隆49年开辟了广州——纽约的新航线，嘉庆年间先后开通了广州——俄罗斯航线和广州——澳洲航线，这就形成了从广州启航、通往世界五大洲的全球大循环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还形成了广州到欧洲的里斯本，经大西洋到南美洲的墨西哥，再经太平洋到亚洲的马尼拉——澳门——广州的环球航线。据统计，清朝1729年到1756年，向海关纳税后贸易商品总值为454.8万多两白银；而乾隆1758年到1837年，总值达42亿2千7百多万两白银。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位置被上海取代。
纵观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显而易见，其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实居首要，且长盛不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史，就写在广东的纪录上。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经济和文化交流之路。广州港的重要地位，不仅促进了广东的发展，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源地，和中国近代革命思想、革命活动的发韧地。
司徒尚纪：丝绸之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珠江文化有海洋文化特质
陆上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开通
说到“海上丝绸之路”，也应该讲一下陆上的丝绸之路。这个横跨欧亚非3大洲、长达7千多公里的通道，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对人类文明和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认为，丝绸之路的历史比人们习惯的以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为起点要早两个世纪，但是张骞作为一个外交使者，客观上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拓，他出使西域代表着一个转折点，即由民间转为官方往来，后来此被视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形式。
除了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还有西南丝绸之路，由四川成都、向西南入云南进入缅甸，沿布拉马普得拉河进入印度。但是沿途山高谷深，为“西南夷所居”，汉代未能打通。
陆上丝绸之路对人类历史有不可磨灭功绩
陆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印度、伊朗文化结合成一个整体，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沟通和进步，以及新文化的产生，在人类历史上立下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首先是物质文化交流，比如将西方的玻璃、琉璃等传入中国。还有，大量植物品种的引进，对中国农业的土地利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以及养蚕技术、丝绸、银器、瓷器、漆器、茶叶、冶铁技术、铁器和井渠法等也传入西域和中亚以至欧洲，推动了那里的文明进步。
第二是精神文化交流。印度的佛教、音乐、舞蹈、艺术、杂技等传入中国，在中国的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留下深刻痕迹，幷被融合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给中亚、欧洲带去了中国的文化知识。
第三是促进了中国城市的兴起和经济的繁荣。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兴起幷繁荣，中外商贾不绝于途，汉代河西走廊兴起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城镇。西域绿洲上也出现了一批城镇，且兴盛一时，都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显示了多元文化融合风格，如和阗、库车、吐鲁番、敦煌等，唐代的长安是中西文化荟萃的最大中心。
第四是相对独立的包括古希腊文化、东伊朗和中亚西部的安息文化等在内的丝路西段文化区，以中国新疆各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丝路东段文化区；另外，它们也同时形成文化生活共性的丝路独特的文化区。
第五，留下了一批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包括名胜古迹、文化遗址遗存等。如莫高窟、楼兰古城、长城等。
平等、开放是丝路的重要启示
我认为，丝绸之路还不仅仅是留下了很多有迹可循的文化遗产，还给我们带来了富有现实价值的启示。
比如说，丝绸之路盛行于汉唐时代，而汉唐时代基本是奉行和平、平等、开放的外交政策，如汉初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等，这种外交政策促进东西方经济的交流，也实现了文化的互补，达到共同进步。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我认为丝绸之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今天参加WTO的各国和地区，也应该相互尊重，以平等态度待人，这样才能实现彼此受益。
另外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是以西域众多的绿洲古国作为中介的，这些区区小国，作为东西方大国的边缘，是这条强大通道上不可或缺的联结点和补给点，有赖于它们，丝路才得以通行和动作，维持兴旺繁荣。今天要实现全球经济和空间一体化，对于偏远或经济落后国家地区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珠江文化富于开放性
广东沿海港湾众多，仅珠江就有8个出海口；另外两广沿海还有一些独流入海的河流，其分水岭低矮，容易通过，与珠江水系形成一个方便的水上交通网络。这种地理态势，使得珠江直接面向南海，较之其他河流拥有更多的与海洋交流的机会。这样，珠江文化得以更多地接受外来文化，融合为自己的一部分，从而比其他地域文化更具商业性、开放性、多元性、海洋性和兼容性，这是珠江文化的最重要特色。
发韧于秦汉，迄于明清，岭南基本上处于开放状态，外来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东南亚文化、西洋文化等，都能借助于丝路往来而流布珠江的历史，少有间断。
而另一方面，岭南居民也借道海洋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走上与世界各国交往的道路。走向世界的历史从唐代开始，在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潮；两广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之多，由于其他省区，由此带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奔腾不息。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连续的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珠江文化的连续性，使之成为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形态。
海洋性、多元性和兼容性是珠江文化特质
海外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个载体不断移入珠江文化，从早期的印度佛教到近代的西方科技，从印度棉花到占城稻和美洲番薯、烟草，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都被融合为珠江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内地与海外的交通交易，也在很多时间需凭藉珠江水系作为媒介而得以发生。中原汉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相继传播岭南，成为珠江文化的一部分，这样导致珠江文化的多元性胜于其他区域文化。
我认为，珠江文化的另外一个特质是海洋文化，而且不限于海洋农业文化。现在人们每当谈论中国海洋文化的时候，都认为是海洋农业文化。其实，岭南人除了利用海洋发展渔业、耕海以外，也十分重视海上贸易运输、发展商业，粤商也因此驰名天下，所以发达的海洋商业文化也是珠江文化的特质之一。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铸造了珠江文化这个性格。
兼容性有利于中国与世界的融合
珠江水势浩大，连通中国四海中最大的南海。正是在这种江海格局下，珠江能够以最宽广的胸襟和气魄吸纳各种外来文化，各种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幷行不悖地发展起来。在珠江的文化历史上，文化对抗绝少发生，表现出极大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不能不归结于海纳百川的气概，“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则对于这种兼容性功不可没。
珠江文化的开放性、海洋性和兼容性等特质，是有别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这种海纳百川的气概，非常有利于文明的交流，有利于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我认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上述文化特质将更进一步发挥，在推动中外文化、文明交流，推动区域社会进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义：开放的珠江文化有利于从WTO获益
珠江文化容易从WTO获益
可以这样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实施开放的开端，而中国加入WTO则是中国开放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珠江文化无论在过去还是最近20年的大规模改革开放，都对中国整体的文明进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其经济发展前景、市场潜力、人才储备等广为世界各国所重视；而对中国来说，加入WTO至少有6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与世界经济的互接互补。第二是有利于打破妨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内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垄断。第三是有利于借鉴WTO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经验，加速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是有利于中国在WTO组织的动作规则上发挥影响力，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五是有利于更好地引进外资和拉动内需，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第六是有利于中国的资源治理、合理配置和提高综合国力。
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与如何进一步开放有关，珠江文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文化，具有积极开放、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因此对这些外来文化的适应能力也就相对较强，相信通过加入WTO而获得的效益也比较高。
对WTO也不应盲目乐观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从珠江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幷非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是有益的，开放的体系容易吸纳也同样容易受到冲击，这个经验同样适用于中国加入WTO。
对中国加入WTO来说，主要存在4个方面的不利影响：
首先是中国的经济体制与WTO的基本原则存在许多差距。而除了经济体制之外，也还有理念、文化、政治、传统等方面的诸多差异性，加入WTO会给体制带来震动和冲突。而体制上的差异性和适应性的调整，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二是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机会增加，使中国的宏观调控难度增大。比如加入WTO之后会出现两个增加：一个是中国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增加，另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依赖性增加。
三是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将会出现重大调整，其中就业压力会增大。比如在入世之后，外国农产品对中国市场冲击比较大，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而目前中国农业部门就业人口的比重较高，占就业人口总量的60%以上。根据测算，入世之后到2010年，将近一千万农业劳动力要转移到其它部门，这必然产生严重的就业压力。
四是将会加大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预测在入世后至2005年，农民实际收入对照基准点将会下降2.1%左右，而居民实际收入将会增加4.6%。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持续扩大，会为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强化中国经济适应能力
从宏观的角度看，对前述不利因素，应该有6个方面的应对措施。当然每个产业都有自己进行适应和对接的措施。
第一是发挥中国已有的优势，努力克服不利的影响，扩大加入WTO的正面影响和作用，减低负面震动。
第二是要进一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做到“两个适应”：即适应加入WTO的国际运行机制的要求，适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三是要依法行政，依法来管理经济，依法来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四是要树立与时俱进的思想，进一步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管理理念，不断调整经济行为，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和要求。
第五是要立足本国国情，面向世界经济，下决心切实调整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波动与变化，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
第六是以积极的态度加入WTO。在WTO组织中，发挥中国独特的和应有的作用，参与修改和完善WTO游戏规则；在发展世界经济、促进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中，充分发挥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的牵引力和促进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珠江文化拥有持续开放和不断适应的历史特征，就中国加入WTO后的适应来说，问题只是能够适应得多快、适应得多好的问题，而不是能否适应的问题。改革开放20年，可以说珠江文化地区一直走在开放的最前列，很多企业早已参与国际竞争，珠江文化圈内的民众也已经适应了竞争的心态。所以对在珠江文化圈内生存的人民来说，只是有着如何更快、更好地适应、参与WTO竞争的问题。
谭元亨：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精神
丝绸之路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
我认为，“丝路文化”应该成为一个大的概念，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体现着人类整体的合作精神，一种宽容、团结、互助、融合的生命精神。它可以涵盖东西方那种和平交融、文化激活、双赢互利的历史以及未来指向。
这是几千年来在丝路之上滋育出来的一种宝贵的文化精神，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发掘、研究和颂扬。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事实上，汉朝的强大与盛唐的出现，均有赖于对外交流的拓展，汉武帝的开边与开海，正是毫不介怀地吸收外来文化的表现。唐诗中“樵歌起处是夷声”，也更说明“对外开放”的深入人心。其实那个时候幷没有“对外开放”这个词，这一用词是相对于“闭关锁国”而出现的。使用这么一个词，恰恰说明打破旧格局还远远不够，一个没有限制的区域，也就不存在开放这个概念了。唐代不正是如此么？
丝路表明文化交流同样可以“双赢”
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也几乎在相同的时间传入。但是这种传入都是和平的。
众所周知，当时的佛寺之多，已经被咏入唐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光塔周围多少里，亦是清一色的阿拉伯建筑。据称，当时伊斯兰教的盛迹，在中国比其原发地还早、还多……而利玛窦等来华传教的同时，所传播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众所周知的；广东教堂之多，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宗教没有这样的外传力度，但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激活西方的“文艺复兴”，其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
如同在商场上大家可以达致双赢一样，本来，“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以商贸为载体的，不仅市贸商品，也传递文化、和平与科学技术——它是地球上人类生命的血脉。
美国的亨廷顿预言21世纪的冲突是文化的冲突、宗教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他看到的更多的是负面的因素，也是基于西方中心观，以西方视角提出来的。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文化交融上更加积极的一面么？事实上，这一面更为显着，更有力度，例如在欧洲发生的有关欧盟的申根协定、欧元通，类似现象在南部非洲、东盟、南美，也在发生……经济一体化只会促进文化的多元性，彼此兼容、接受、和平共处。我近十年在欧美、亚非参加过不少学术会议及讲学，每次都强烈地感到这一点——只要你不封闭自己，你总会有八面来风的。
也许有人认为，说宗教的出发点是善，则太过浅薄了。但是佛教的信徒、基督教的信徒在世界各地，都被老百姓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这也是我在海外所亲身经历的。所以，我宁可相信自己亲身经历，而不去追求什么高深。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宗教在中国而言，从来就是和平的、友善的。
中国同样具有海洋文明的传统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当然还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这也是海洋文化的必然——广东沿海的人民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丝绸之路”的提出者李希霍芬认为，有经营大商业、大交通业的才干，具有不同的企业精神与审美情趣甚至认为广东人是海洋殖民者的后裔。
这当然是他的偏见，以为具有这种文化精神的必定是西方人。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中国同样具有海洋文明的传统。如果不补写海洋文化这一章，只包含内陆文明的中国文化历史便不是完整的。
文明相撞可以产生正反两种结果
文化之间，坚守文化边界以及在边界上互相磨合，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好的结果是优势互补，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又能吸取人家的长处；而坏的结果便是对立、冲突乃至血腥。历史上，两种后果都出现过，文明是可以从中吸取教训的。WTO是一个磨合的机会，完全可以争取到积极的效果。
这也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之精神的一种延伸——本来，“海上丝绸之路”便是一部精神联系史与文明传播史，人类的心灵沟通史，更是一部文化激活史。
“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更是人类整体迈向未来的康庄大道。它打破了东西方各自为中心的自恋情结，让西方看到拥有四大发明的东方文明古国，推动了“文艺复兴”；同时，也让中国看到了中亚、西方的文明，为其先进文化裹挟。中国近20年日新月异的经济成长，与迅速更新、拓展的现代文化，都离不开这一条康庄大道上无穷周转旋回的人类信息，离不开世界先进文化的深刻影响。
开放的文化观使中外重新相互发现
我们更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观。西方对中国的发现，中国对西方的发现，彼此的相互发现，正在于这条康庄大道的发现。虽然十五、十六世纪中西方的大航海时期几乎同步发生，即郑和下西洋稍早，而葡萄牙、西班牙随后南下非洲海岸，开拓环球航行，各自的目的不同，结果也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都使人类文明发展在这时获得突破性发展或“创造性突破”。
我们不难看到，由于“海上丝绸之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显示三大阶段：一是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视中国为道德楷模，借中国的权威去推倒禅学统治；而后，又演变为19世纪以英帝国为代表的，视中国为一个可以鄙夷的，落后、野蛮的“不是国家，只是待开发的市场”；直至近年，又演变为世界公认的充满发展潜力、不可低估的正在崛起的强国——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势必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转折，对中西文化交流与激活，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幷足以形成高的文化新质。
以史为镜，以丝路为镜，我们从历史、从外人的视角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不仅可以更客观、更实际、更全面地认识自己，我们同时，在思维方式上也可以有一个更新与跃进、开放与拓展。
这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洪三泰：WTO与中国文学艺术的裂变
海陆丝绸之路引导古老中西文学对接
文学艺术的中西方对接始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或更早的时候。应该说，人类早期文明形成之初就不是单一的文明，显出世界各国文明的丰富性，其文学艺术也是各具特点、丰富多彩的。
古埃及文明、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华夏文明等四大文明在开始的时候，是独立形成的；当时由于地理、交通诸因素的限制，相互之间幷没有产生影响和交流，因而各具特色。
当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各国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明，就开始了错综复杂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总是遵循着吸收、改造、丰富自己的规律。
比如东汉起中国大量吸收、改造了印度佛教的成果，幷与本土的儒教文化有机结合。而在同时，和佛教相联系的文学艺术也同时被吸收过来，许多佛寺发现的大型壁画，就是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和中国画融合的结晶。
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以罗马帝国为另一端的海陆两途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和繁荣，中西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由于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在现今的广东和广西，这里更早地接触到了通过海上传来的海外文化；或者说，中西文化的第一次交流高潮与珠江文化的对外开放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中国文学艺术相互激荡留下诸多痕迹
中国当年通过丝绸之路运往西域的主要是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从公元初年开始，中国的丝绸就在埃及流行开来。据记载，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拉（公元前43至30年在位）曾经盛装出席宴会，这个历史上著名的风流艶后当时所身穿的华丽丝绸就是经过特制的中国绫绮美服。
而以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表现印度、罗马题材的健陀罗艺术流入中国新疆，给中国的绘画、工艺美术和建筑带来了希腊、罗马风韵，其中古楼兰就有罗马式绘画。带有西方特征的造型艺术、雕刻艺术、音乐和舞蹈，也传入中国幷在唐朝风行。
而西方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乐于接受的，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法国的伏尔泰就曾经将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改为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引起轰动。德国的大诗人歌德曾经想将一个中国传奇改为诗歌，但是未能实践之前他就去世了。其中歌德认为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人和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他们认识到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独特之处，幷给予肯定。
由于珠江文化始终是对外开放的，外国人比较多地瞭解中国，也多是从广东、福建上岸，因此可以推断中西文学艺术的交往，珠江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WTO会导致中国文学艺术地震产生裂变
我认为，中国加入WTO，全球经济进一步趋向一体化之后，将会使中国的文学艺术发生剧烈的地震，产生裂变。
我感觉，这种裂变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文学载体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日益形成而发生位移，网络文学兴起，不断丰富、不断成熟。
第二是打破了多年来以教育功能为主的包括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趋向娱乐、宣泄、审美、个性化意识等等。那样，文学创造必然有更多的自由空间，文学题材有更加多样性的选择；现代的、历史的、幻想、未来、科普等多种题材，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与人的和谐共存等依然存在。
我相信表现手法上的“拿来主义”会更加多姿多彩，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抽象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到后现实主义的反传统、反文化、反语法，以及语言游戏、拼贴结构、客观真实、民间意识、散点结构等，可见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第三是文学艺术发生大地震以后，会出现两个极端的思潮或思想。
一种思想认为，全球文化潮流和文学艺术实践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学艺术”的新殖民和文化侵略，因此进一步认为：WTO以前中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面临的矛盾问题不再是现代与传统的对立、文明与愚蠢的冲突，而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的文艺如何以民族精神和时代个性与西方强势殖民文化对抗冲突。总之把全球化进程、国际化传播看成是西方文艺列强向中国某些弱势文化冲击、渗透、入侵，开始构筑碉堡，来一次新的闭关。
另一种思想认为，不分先进文艺、落后文艺，全盘接收，来者不拒，新鲜热辣，无拘无束；实行彻底的创作自由、个性化写作、个性化评论；独立开文艺工厂，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独立耕种自留地，种毒草、罂粟，产鸦片也不用管，文学艺术的急功近利情形再次出现。还有的全部否定中国特色的中国艺术，全盘接受外来文学艺术，企图大换血、大换细胞，克隆外国文艺。
第四、在裂变地震面前，作为真正成熟的中国文学艺术，应当有个清醒的意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
我认为，要达到这种要求，首先必须确信两条：一是文学艺术不会消失，只会发展——因为人类感情生活的需要，表现人类感情的文学艺术不会消失，真善美与假恶丑幷存；二是中国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主流的光辉永存，先进的创作思想、艺术手法不会被遗忘或丢失，中国特色的文艺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敞开大门，开放性、包容性、多样性、融合性、放射性、创新性的特色，塑造自己大潮中的形象。从创造、传统和多元融合三个方面，均建构真正的、有世界意义的文学艺术理论。以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包容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去实践文学艺术。
我们需要有世界的眼光和恢宏的气魄去坦然面对全球化的文学艺术，引进外国优秀文学艺术资源和本民族的文学艺术资源结合，从而形成更具先进性的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始终不忘表现道德、仁爱、正义、美的力量、浩然正气、正直、荣誉、诚实等，我以为无论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文化交流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遵循、继承、发扬、创新、接纳、吸收、改造，以丰富自己。我相信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文学艺术将会有新的飞跃，出现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
胡开祥：WTO与“海上丝绸之路”
对于WTO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联系，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于如何理解“人类统一文明”的内涵。“海上丝绸之路”代表着文化的相互交融、传播与整体化，WTO代表着文化实现的具体对象。
对于这个问题，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WTO与人类的统一文明
人类文明是统一的文明，而且只存在一个人类文明，各个子文明都是它的一个部分和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人类统一文明是文明的本质。文明是人的观念、人对世界的意识的物质化，只有人才有文明。文明的性质到处都是一样的，只注意个体文明的性质就是对文明的阉割。
人类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体的，即使文明不接收现代人类智人统一起源的理论，也必须看到，在人类文明的发源时代，各种人种和民族有过大规模的迁徙、融合，更不要说文明的传播了。在文明分散发展、形成个体文明的过程中，相互的接触、传播、影响更是明显的；除了极远东的地区的国家外，几乎所有文明都在三大洲交界处这个中心汇合、聚散。即远东地区也不是与世界分离的，佛教和中东艺术在东亚的传播，中国技术和工艺在中东和欧洲的流传是广泛的，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象征。这种交流，新石器时代也有发生。进入近代，世界文明一体发展的趋势更是不用说了。
实际上，历史上各个子文明在人类大文明中的联系，幷不比欧洲各国在西方文明中的联系更少。人类统一大文明是个自为文明，自为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之一，自我意识是其人生观、道德观的基础，学习和自我设定也是他成为发展的、文明的、知识化和技术化的人的先决条件。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有自我意识的，我们在各个子文明的哲学和宗教中都看到这一点。人类统一文明也是自为文明。它的自觉能够使它规范自己。
人类在成为现代人之前有着数万年的黑暗时代，他只有基本文化，但是一直在朝着文明发展；这是人类统一文明的预备阶段，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的来临，才出现发生的契机。
在新石器时代的迁徙、传播之后，人类文明在各个地区突破，进入个体化的发展阶段，埃及、两河、爱琴、印度、中国等个体文明的基础被建立，文明在朝向个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第一批高级文明，它们是个体文明的基础。这是人类大文明的发生期，可以称为前文明。
在个体化之后，就进入了古典文明时代，各个个体不断丰富、发展和联系，形成了具有典型发展期待征的丰富、充实和风格化的文明个体，历史上希腊、印度、波斯和中国战国时代各文明的辉煌卓著的风格，使人类大文明进入纤秾期。它们进一步发展又产生了唐、宋、明，后期印度、拜占庭、阿拉伯、蒙古等子文明。这是一个个体充分发育，个别风格繁多的时代。
在古典时代的后期，也就是人类统一文明发展期的后期，产生了西方文明，它使人类大文明进入了定形期，它迅速征服、规范了其他文明，他们的范式成为人类一般范式（科学）的代表，世界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它给人类统一文明定型。
西方文明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它可以不是西方文明，但是总要有一个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期后期兴起，负起为人类统一文明定型的责任，历史选择了西方文明。
在西方科学出现的情况下，人类文明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没有人能够越过西方文明而可以有进步；实际上，也没有人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创造出与其等效的体系。
无论古典时代各个个体民族如何不服气，他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悖论而不可能解脱出来；如果他们想与西方文明有相等价值或拥有超过西方文明价值的文明，他们就不能不是彻底地学习西方文明的（这是大多数人老老实实去做的）；如果他们拒斥西方文明，那么他们就只有回到古典文明中，因为没有第三条路。
现在，人类正面临文明的绝对化和称为升华时期，人类能否进入绝对化期，还有待于他们自己的努力。
正因为这样，加入WTO，不能仅仅看到WTO对中国的冲击，更应该看到中国对WTO的冲击。看到在人类统一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明能否再次承担起像战国文明那样，为人类统一文明的升华发挥巨大作用，从而走进人类文明的中心舞台；也可以说，只有在人类的统一文明中，中国文明才是有生命的。
实际上，珠江文化作为子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等与世界整体文明之下的各个文明互动，其生命力的保持与将自己纳入统一文明中，是具有很大的因果关联的。
弘扬“海上丝绸之路”成果是为倡导中国文化内在精神
任何自为文化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他可以创造无穷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文化创造了唐诗宋词，就将唐诗宋词作为中国文化本身。中国文化具有无穷的可能性，所以，要注意文化的成品与文化主体本身不是一个概念。文化主体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没有取得具体形式，从而具有无穷可能性和创造力的本体结构。就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文化在奔流的过程中会留下许多河床，河床可能乾枯，可能改道，可能湮灭，但是大河本身总是在奔流不息。“海上丝绸之路”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文化成品，一个河床，幷不是这个文化的本身。但是这个河床的特殊意义，在于他的“海洋特征”、“贸易特征”、“开放特征”。
中国在当代文明的出路是中国进入现代的一开始就困扰中国意识的问题，全盘西化和复古论对中国文明主体和主体精神都缺乏把握。而复古论尤为危险，其更有欺骗性。以为中国未来的出路要从传统中寻找肯定是一个谬论，没有一个伟大文明的产生或复兴是什么传统的复活，因为传统是事实和历史，而人和文明的生命是活的精神。
中国的出路不在传统也不在西方，而在他自身的生命。文明的精神就是文明的生命，只有当中国具有了他的精神时，他才有不可压抑不可屈服的生存力量。“大同”的精神是中国文明曾经拥有、现在需要的精神，具有“大同”精神的中国可以将自己的过去和别人的现在纳为自己生命的有机部分而突破一切困惑，从而使其生命的爆发辉耀世界。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已经来到“大同”门前，无论是否由中国人来完成，大同精神都将统一为人类大文明的内在精神。
媒体的世界化是一个民族融入世界的最主要标志
一个民族融入世界有三个主要标志，一是国民在世界上活动，二是本国产品在世界上流通，三是媒体进入世界主流媒体行列。
WTO的前身是关贸总协议，但WTO不是关贸总协定的简单延伸，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不同的性质。就媒体而言，关贸总协定规则仅适用于货物贸易，而WTO规则除了适用于货物贸易之外，还涵盖了服务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也叫“智慧贸易”。新闻出版作为文化产业的主角之一，很长一段时期，其文化产业的特性一直未被充分认识。但近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新闻出版的文化产业属性已经得到逐步重视与落实。这对于迎接WTO的挑战极为重要。
罗康宁：从广东语言演变史看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在全国各省份中，广东的语言现象比较复杂：从共时看，全国七大汉语方言，广东就有三种。而粤、客两大方言的代表都在广东。另外还有不少地方土话（其中韶州土话就有十几种），以及多种少数民族语言。从历时看，广东的语言经历了从古百越语到汉语各方言的演变过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我仅从历时方面，也就是广东方言的演变史，对“海上丝绸之路”与珠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一些考证。
古百越人具有当时的海洋文化
现在广东的汉语方言，包括粤、客、闽方言，都是汉族移民传入的。最早具有一定规模的移民始于秦朝，此前广东居住的土著民族统称“百越”。“百越”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称的音译，其中“百”是指人或“族”，“越”指水或者海；“百越”就是“越人”，意为水上人家或者居住在海边的人。
古百越语与现在的侗台语有着亲缘关系，而侗台语与“南岛语”同出一源。人类学家容观琼先生考证，百越族体的先民在新石器中晚期与南太平洋岛屿上一些说“南岛语”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他说：“这些成果无疑支持了考古学家彼得•贝尔武德关于原始南岛语民族的祖先居住在中国大陆海岸地区，然后分阶段向东南亚海外扩展的假说。”
彼得•贝尔武德的假说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但古百越语与“南岛语”的亲缘关系已经得到公认。“南岛语”属于粘着型语言，以词根加上附加成份与词根的重叠为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这一语系在语序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修饰语（定语、状语）置于中心词之后。上述“百越”一语以及许多地名就是如此。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古百越语与南岛语系其他语言的亲缘关系，说明岭南土著自古以来就跟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各岛屿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应该说，古百越人拥有当时的海洋文化。
秦朝平定百越，尤其是汉朝平定南越国之后，来自中原一带的汉族移民将汉语传入岭南。汉语从龙山文化时期即尧舜时期开始经历一个“夏语化”的过程，逐步形成了以夏语原产地——晋为标准音的“雅言”，幷拥有一套十分完整的记录符号——汉字；同时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文化载体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征服者的交通工具，其强势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交趾刺史部所在地广信（今封开县），就聚集了一批声望颇高的文人学者，其中经学家陈元被誉为“岭海儒宗”。东汉末年先有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中原不少文人前来岭南避乱，形成一支颇有势力的土人队伍。这些文人在传播中原文化时所使用的，当然是有文字作为纪录符号的中原标准语言——“雅言”。而没有文字的岭南土著在逐步接受汉文化、学习汉字之时，来自中原的“雅言”也就作为第二语言逐步在这一带流行开来；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演变成今天的粤语。
岭南人自古与水有不解之缘
汉语及其各种方言属于孤立型语言，而古百越语属于粘着型语言，它们分属不同的语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百越语作为一种语族，起码在广东是消失了；然而，它的许多因素没有消失。现在通行于岭南的各种汉语方言，尤其是粤语和闽语，都存在粘着型语言的因素。从语序看，都有修饰语放在中心语后的情况，例如将“客人”称为“人客”，将“公鶏”说成“鶏公”等。广东汉语方言保存古百越语一些因素，反映其背后的文化继承百越文化的一些因素。值得一提的是，粤语中不少词语都带有“水”，如心意叫“心水”，命运叫“命水”，机灵叫“灵水”，沉静叫“静水”，美丽叫“威水”等等，说明岭南人自古以来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与拜龙母、拜妈祖的风俗同出一辙。古百越与海外的各种交往不仅没有随着汉族移民的进入而中断，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发展成为一条贸易通道，我们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开放的古百越文化和珠江文化到今后依旧有意义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由亚洲、非洲到欧洲不断延伸，岭南人与海外的交往越来越广，外来词语这个“异文化的使者”也就不断地进入广东的汉语方言中。今天的粤语，其英语借词之多，流行之广，在汉语各方言之中恐怕是首屈一指的。我认为，语言既然是人类的重要交际工具，当它作为一种信号系统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时，各个民族所固有的语言体系就必然相互接触，从而产生相互移借，吸收外来词来丰富自己，这是很自然的。就英语本身来说，也有不少外来借词，包括汉语借词，如GUNGFU功夫、SILK丝、WOK镬等。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对此我们应当采取“拿来主义”，吸收别人的东西来丰富自己。
从上述可见，“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形成于岭南且两千年不衰，除了地理上的优势之外，从古百越文化到以后形成的珠江文化，都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研究幷开发“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宝贵遗产，继承幷发扬珠江文化开放性的优良传统，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对于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黄伟宗：座谈会结语
今天的研讨会可以说学术质量很高、现实性和针对性很强。我大致总结一下，有三点感想：
第一，在一些学术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比如对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几位专家都有精辟的论述，对时间上断断续续的历史讲得很清楚。同时，对珠江文化的定位、定性和特点，都非常清晰且有一定的发展。还有讲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WTO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都讲得很实在。特别是对加入WTO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对策，对照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经验来分析其中的联系，讲得比较深刻。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性质，到底是不是大陆文化、封建文化，通过分析表明确实应该重新认识和解释中国文化，对黑格尔以及世界上一些研究对中国文化的误解，都做了应有的澄清。
第二，就我们加入WTO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应该特别明确的一条是，对外国人来说，不应该只是看到中国在传统上是大陆的、封建的、保守的，要让他们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是开放的、海洋的。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参加WTO会有很多问题，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必然带来文化上的问题，对此不能忽视。一方面是我们过去对西方文化不够瞭解，包括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同时，另一方面也要让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体化幷不等于变相的殖民化，或者说殖民化的再度出现。
近几年，西方的一些东方学者，已经发现殖民文化，就是西方文化的概念之中认为西方文化是占优势的，因此衡量世界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标准，往往以西方文化加以衡量。这也是一种新的殖民文化的变相。很多国际交流的场合对中国文化幷不公平，在场有的教授和我一样对此都有感触，问题就在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不瞭解和不理解。那些深刻的、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没有被世界认识与承认，外国人看不懂中文，我们的翻译又不够好。我在美国讲学的时候，能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文学作品就很少。因此，如何让外国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很重要。就历史的作用来说，丝绸之路打破东方和西方各自为中心的状况；如果将这种作用视为丝绸之路的精神的话，我们加入WTO，也应该注意这个精神。
第三，我认为，中国文化包括珠江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连续性和特性的保持，其中既有兼容性，还有牢固性。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经历许多冲击但是很稳固，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念，特别是对港澳，很值得我们重视。因为港澳虽然长期由外国管制，但是都保持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珠江文化特征。我的意思就是，在加入WTO，外来文化大量涌进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对中国文化保持一种自信心。因此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就是不要将加入世贸当作是被动的，而应该视为主动的，是我们要参与游戏幷进而制定游戏规则，是我们要影响世界。六祖惠能被公认为是对世界有影响的中国人，南华寺当年也是由一个从印度来的和尚建的，而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南华寺的分寺，美国、朝鲜、南非、俄国等都有，都是承认南华寺是祖庭。南华寺当年由印度僧侣兴建，惠能将之中国化之后又反传出去，这就显示了中国文化高度的再创造能力。南华寺和禅宗应该说是中国文化，也是珠江文化走向世界的最佳见证。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因为当年印度僧就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广州，才到韶关兴建南华寺的。
评论员简介：
黄伟宗 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开发项目组组长；文艺理论批评家，迄今出版著作十部，其中《文化与文学》、《文艺辩证学》等较有影响。
司徒尚纪 北京大学博士，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员，《历史地理》编委；个人专著16部，主要有《珠江传》、《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岭南海洋国土》等。
谭元亨 华南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美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中国文化史观》、《客家圣典——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等专著七十多种，曾应邀到多所欧美大学讲学。
洪三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专业作家，珠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着有诗集《天涯花》、报告文学《魅力在东方》、长篇小说《风流时代三部曲（《野情》、《野性》、《又见风花雪月》）、电影《女人街》等三十余部，曾应邀到美国、台湾讲学。
周义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岭南文史》杂志社社长，兼职教授，主编出版了《管理经济学》等4本经济建设与研究书籍，经济系统工程研究生，论文曾获国家社科优秀成果进步奖。
黄启臣 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
胡开祥 1963年出生，文学硕士，广东旅游出版社总编辑，出版专著《悲剧心理学》（合着），编撰《新中国大博览》，后担任《中华文明博览》总编辑。
罗康宁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业务处处长，《岭南文史》杂志主编。着有《信宜方言志》、《艺术语言和语言的艺术》、《语言变异艺术》（合着）、诗集《泉声集》、主编《广东改革开放反思录》等。
作者：中国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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