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在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后，已于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这两个“副局级”官员之死，似乎早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事后，还有专家露面于媒体，称“像这样贪污数额巨大的官员，不可避免要杀一儆百”。
按照“非专家”的一般理解，许迈永和姜人杰获死刑，应该是罪刑法定的结果，而不是为了“儆百”而被杀的冤死鬼。当然，任何刑罚的施行，都有警示他人与社会的效果，这也是刑罚的目的之一。但是，在法治原则下，罪刑法定、罪刑适当是根本。非此，为了“儆百”而“杀一”，为了“儆百”而罪刑失当，那么，不仅“杀一儆百”的作用达不到，“杀一”也会成为法治溃堤的突破口。
当然，“专家”如此理解许迈永和姜人杰获死刑的意义，也并非毫无道理。最近几年，同样是“亿元级”贪官，陈同海等“部长级”的前官员，获得的刑罚都是死刑缓刑。尽管陈同海是在准备外逃时被抓捕，毫无自首的情节可言，但也还是找到了可以缓刑的其他理由。此外，最近有关方面表示要严格限制职务犯罪的减刑标准，尤其是死刑缓刑罪犯的减刑标准。这说明职务犯罪的量刑，尤其是“死刑（执行）不上部长级官员”的示范，给许多“前腐后继”者以“即使落网也可侥幸免死”、免于一死后的事情就“好办了”的心理预期。因此，许迈永和姜人杰获死刑，对官员的贪腐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警示。
警示归警示，想用警示来治理官员的腐败，那无异缘木求鱼。在利益面前，不要说一块警示牌的作用有限，就是树起电网，也照样有人会“勇敢”地越过去。并且，实际上，靠“杀一”来“儆百”，靠杀一两个“副局级”贪官来“吓退”其他官员，以求官员之廉政，其效果比之树起一块警示牌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