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星宇（中评社 李子宁摄）
中评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 郭至君 李子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于22日上午宣布，将从今日起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污染水入海，此定论一出，立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星宇本月初参加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举办的“中日关系现状评析与挑战——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思想者论坛时，就谈到了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对中日关系的冲击。
王星宇说，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不仅是影响海洋渔业生产、海洋环境生态、人类发展与安全的问题，也将对海洋环境治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形成难以想象的影响。同时对于日本与处于同一区域内的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王星宇指出，中日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现阶段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叠加的中日关系发展关键节点时期。关键节点时期涉及中日关系的各类活动集中体现在重温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注重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确立双边关系基本框架确立的原则基础，有利于理解中日“和平友好”于世界、亚太及两国的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作用。这种每隔十年左右所形成的关键节点时期，考察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充分认知新课题、新焦点也将成为判断今后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重要依据与前提。而此时出现的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无疑将给本就错综复杂、头绪繁多的中日关系带来不确定性。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制约中日两国遵守四个纲领性文件和一系列共识在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意义，阻碍元首外交引领作用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发挥。
“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岸田文雄首相，时隔三年实现两国元首的直接互动交流。两国元首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也不会变。中日双方共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共同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并就中日双方加强节能环保、绿色发展、医疗康养、养老照护等领域合作达成共识。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时期落实首脑会谈达成的中日双方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共识是推进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前提。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出现，因核污水排海涉及海洋生态学、环境保护学、地质学、核物理、核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涉及同区域国家海洋环境治理方式、和谐共生谋求共同发展理念等多领域协作的问题，应该在践行中日两国元首达成的再‘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共同面对这一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而不是基于功利主义与短视思维，未估量核污染水排海的潜在风险、未穷尽核污染水安全处置手段、未完全准确公开核污染水信息、未与日本及周边国家充分沟通就简单行事。这严重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两国元首会见达成共识，同时制约当前中日关系的发展。”王星宇说。
第二，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影响“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的基本进程。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因其自身客观存在的核污染水相关信息不公开、相关核污染水排海政策举措不透明、以及涉及食品安全、海洋污染、放射性物质影响人体健康等议题的认知差异，使核污染水排海问题成为中日两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可以说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与影响中日关系的新冠肺炎疫情长期阻隔、中美战略博弈深化、俄乌冲突爆发且延展等外部因素同步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王星宇表示，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深受国际形势与战略格局的影响，同时也具有中日两国本身内在影响因素。在中日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台湾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传统安全问题，而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尽管与上述三个制约中日关系的问题属性不同，但其内在属性涉及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安全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海洋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对于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客观存在。这将使影响甚至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增多、领域拓宽，加之因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导致的中国国民对日本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下滑，使本就缺乏互信的两国国民乃至政府间的相互认知意愿降低与心理隔阂程度加大，两国政府政策相互作用的回旋余地持续缩小，这从中长期来看，无疑不利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基本发展诉求。
第三、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将一定程度上动摇中日关系发展的“压舱石”——中日经贸合作与中日两国人文交流。
王星宇说，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集中体现在通过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人员往来、社会治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重大成果，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客观影响到中日经贸合作的发展，特别将影响到近些年来在中日经贸领域中有较大发展的日本农副产品对华出口，中国是日本水产品和农产品的出口大国，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相关数据统计，2022年日本50%的水产品和46%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市场，日本农产品和水产品出口中国对于拓展中日经贸合作、平衡双边贸易中的产业分工部类、稳定中日经贸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一旦中国政府就因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对来自于日本的农产品、水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出台相关政策，以防范可能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日本食品进入中国市场，这种举措或政策必定会影响到日本农产品、水产品的出口，进而影响中日经贸关系。中日两国贸易关系的紧密程度对于双边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如因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导致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持续紧张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王星宇强调，中日两国人文领域交流的重要成果就是利用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优势，推动两国国民的频繁相互交流、深化两国民众相互理解，日益丰富的两国人文交流形态。2019年中日人员往来将近1200万人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退去，即将迎来中日人文交流新高潮的今天，作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的中日关系主要动力之一的中日人文交流可能因出现因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引发国民情绪不稳和民间互信下降而裹足不前，中日两国地方间经济、人文、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合作也会备受制肘。
王星宇指出，妥善处理和处置核污染水问题是海洋生态环保、人类可持续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超出了民族国家管辖范围，如何最大限度避免对于人类生存环境和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同时在相互视为重要双边关系的国家间积极沟通、采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引导国际社会力量参与、发挥非传统安全领域长于国际合作的优势将是日本政府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就中日关系而言，中日两国间有共同努力解决中日关系发展制约因素的成功经验与关键性举措，为推进“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的中日关系尽量规避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把握海洋治理理念的基本原则，加强彼此对人类合作共生的认知。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就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进行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沟通与相关领域各层级的密切交流，有助于化解分歧、推进共同治理理念形成，以期达到相关问题的解决；
其次，中日两国应对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并形成机制是可行的路径。中日两国存在着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并通过举行了双方全体会议和海上防务、海上执法与安全、海洋经济三个工作组会议，就中日两国涉海问题及海洋领域交流合作进行磋商并深入交换意见。中日双方对于这一机制发挥的增进相互瞭解和信任、维护海上和平稳定、完善涉海机制建设、促成务实合作、形成符合双方关切的问题解决路径的探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了共识。而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具有便于国际合作和机制治理的特征，即以此为蓝本或模式加强中日双方对话沟通，妥善解决问题。
第三，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合理、有效的发挥舆论媒体的作用。就核污染水排海问题构建良好的“民意表达”、“语意传达”、“协调合作”的舆论交流氛围与舆论监督机制。借此使日本政府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认真思考、充分回应国际社会、周边国家及民众特别是中国民众的利益关切和国民态度，以有利于日本政府采用对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最大限度的采取安全处置方式、辅之于相关国际组织客观公众的监督与检验妥善解决核污水问题。这也可以将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对于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和冲击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