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5月20日电/国际关系学院对台战略预置和重点问题创新研究团队负责人、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锺厚涛博士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4月号发表专文《台湾民主政治的衰退与危机》，作者认为：台湾民主政治面临着多重危机，如“少数人绑架多数人”的民主胁迫、民主被窄化为选举的意涵扭曲、负面选举的情绪性操弄、民主与治理的脱钩等。台湾民主体制非但没有促进社会治理，反而成为政治夺权工具。台湾也正从上世纪90年代“有选举的民主”，走向目前以“绿色恐怖”为代表的政治威权，未来还将滑向“封闭化的专制”。民进党将民主概念武器化，展开心理营销和政治动员，在两岸之间制造“民主台湾VS威权中国”的虚假叙事，对内制造“台湾共同体”意识，对外消解“两岸同属一家人”论述，这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埋下隐患。文章内容如下：
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后的表现荒腔走板，在2024年“大选”前岛内60%的受访者都期待换党做做看，但为何民进党在选举中仍能胜选？柯文哲痛斥赖清德是“独裁者”，但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台湾民众，为何会选出一位明显具有独裁者性格倾向的政治人物？这些现象引人深思：是不是台湾民主制度出现问题了？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进程正在出现民主退潮迹象，①台湾作为其中一员，也面临着一系列民主困境。
一、大众民主的异化与民进党寡头政治的兴起
福山表示，当今全球政治环境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大相径庭，民主衰退的悲观氛围已经取代了此前自由主义民主胜利的乐观预测。②台湾从1994年启动“直辖市长”民选以来，至今已30年，但如果洞悉其背后的演进逻辑，就可以发现，台湾的民主样态正朝低质量民主甚至劣质民主方向蜕化，台湾的政治体制在底层逻辑上面临着巨大挑战。
（一）台湾民进党的“日本自民党化”与台湾新威权主义的兴起
2024年台湾选举表面上形式民主轰轰烈烈，但实质民主黯然褪色。
一是民主的胁迫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2000年台湾“大选”时，陈水扁得票率只有39.3%，却依然可以登上领导人“宝座”，并开启了一路贪腐的“丑恶执政”。赖清德此次胜选，得票数未能过半。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来讲台湾应该举行第二轮选举。但台湾现行的政治体制，却完全封闭了这种可能，由此陷入了“民主的胁迫”困境，多数人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少数人的选择，而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力。
二是民进党一党独大与两党轮替制的式微。民进党胜选，彻底打破了2000年以来蓝绿轮流坐庄、八年一轮替的惯例。台湾政坛出现“民进党一党独大、赖清德一人独大”模式。赖清德及其背后的新潮流系手握大权，拥有足够的资源来操弄政坛，特别是在某些关键领域主导政策走向。
三是民进党或将开启长期执政的寡头模式。民进党连任后，将朝向日本自民党化方向发展，谋求长期执政，不断磁吸其他政治势力。在“西瓜偎大边”效应驱动下，岛内地方派系为捞取政经利益，也甘愿被民进党收编。同时，民进党将利用执政权加快培植新生代，为未来选举提前布局。而国民党等则缺乏舞台，年轻力量无法崭露头角，岛内政治生态将陷入权力失衡与民主赤字。③
（二）快感政治、比烂式选举与台湾选民的选项困境
2024年台湾“大选”前，岛内各家民调显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其政党支持度都无法超越30%，这说明岛内民众普遍既厌蓝又厌绿，对蓝绿两党都普遍不满。但第三势力始终无法突破蓝绿二元格局，台湾民众也只能“在两个烂苹果中选一个不太烂的”。
一是极化政治与蓝绿阵营的同温层困境。在2024年“大选”中，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在极力呵护自己的基本盘。而同温层也给予了民进党等相对非理性的支持，这也倒逼赖清德在政策制定时，不得不主动向绿营基本盘回归，所以赖的民意支持度一直无法突破40%的“天花板”困境，无法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这是一种在严重社会分化的背景下才有的现象，选举各方都在制造“我们”与“他们”的尖锐敌对关系。2024年选举，表面上轰轰烈烈，主要政党候选人也都喊出要实现“蓝绿大和解”“朝野大和解”，但最终结果还是“蓝归蓝、绿归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蓝绿不但无法和解，反而进一步撕裂，“全民领导人”几乎成为空谈。
二是负面选战与“厌蓝又厌绿”的民意氛围。2024年“大选”几乎就是负面情绪对决，蓝绿相互讨厌，而白色力量则讨厌蓝绿。在选举过程中，很多政客不去凸显自己的执政能力，而是抹黑和诋毁对方，选举由此也变成人身攻击，甚至出现录音带、性丑闻等景象。竞选各方频繁的“污名化”和“小动作”导致所有候选人的个人形象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伤。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台湾选举逐步走向快感政治和娱乐化政治，民众每天在新闻中看到的，都是政治人物不断在谩骂对手，这势必会加剧民众的负面观感。而当柯文哲带领的民众党以白色力量标榜自己的身份，并主动区隔于传统蓝绿势力，就容易吸引对蓝绿均为不满的中间选民的目光，这也是柯文哲在2024年“大选”中能够获得369万票的原因所在。
三是第三势力生存空间的萎缩与劣等比较的选举。在马太效应影响下，岛内政党格局两极分化，“大党更大、小党更小”。而台湾选制明显不利于小党，“立法院”全面改选28年来，所有的第三大党如新党、台联党、亲民党、时代力量等都曾昙花一现，但终归平淡。从未来走向看，柯文哲的民众党属于典型的个人型政党，随着柯文哲政治舞台的丧失，民众党也将被泡沫化和边缘化。在第三势力没有生存空间的情况下，台湾民众虽有投票权，却无法对政治产生结构性影响。这种只有机会均等而无结果均等的无力感，势必会催生对传统政党政治丧失信心的失落感。
（三）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介入与台湾选举的非自主性
美国为了加大对于台湾政局的掌控，长期插手台湾选举。对于2024年台湾“大选”，美国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支持国民党东山再起，利用国民党牵制民进党，防止民进党一党独大、进而跳脱美国掌控。其二，力挺民进党继续连任，这对于美国打“台湾牌”最为有利。在这两种选项中，美国通过精心评估，认为第二种选项最符合美国利益，于是再度深入介入台湾选举。
一是拉抬民进党。民进党长期奉行“亲美倚美媚美”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就是在选举过程中赖清德也不忘赴美“窜访”，美国对赖也给予了较高规格接待。在选举最后关键时刻，赖清德多次炒作“大陆介选”谬论，美国也与其遥相呼应，声称“中国介入台湾选举”，为赖站台意味浓厚。
二是切割国民党。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在竞选期间，曾贴出与美国学者葛来仪等人会面时的照片。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葛来仪却在第一时间提出抗议，要求撤销照片，唯恐被认为是在支持国民党，这明显是要与国民党“划清界限”。
三是分化蓝白合。2023年11月15日，国民党与民众党达成初步共识的当天，“美国在台协会”（AIT）在第一时间就致电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向其施压，迫使最后“蓝白合”以决裂告终。
由此可见，台湾的选举不完全是台湾民众在选举，而是美国在幕后操控，美国操控的目的是培植符合美国利益的代理人。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政治人物只是前台表演的木偶，而美国才是幕后真正的提线人。
二、民进党构建威权体制的主要策略
从蒋介石时期“白色恐怖”到蒋经国时期“解除戒严”，台湾地区的民主体制逐步迈入正轨。但历经民进党三次执政后，岛内“白色恐怖”氛围不断浓厚，正在重回威权体制。这是民进党精心操弄的结果，其主要策略有：
（一）以民主的名义在岛内制造分裂和对抗
在台湾开启所谓民选政治之前，其同质性一直是培植台湾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情感的主要“粘合剂”。但近年来，自由主义和差异主义在台湾社会盛行，甚至成为具有霸权性质的政治范式，这也逐渐消解了台湾社会的同质性。
一是大众民主沦为社会民粹。民进党对选民进行精细划分，针对不同身份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施政策略，以稳固执政地位。“身份政治导致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泛滥，冲击并削弱了整个治理体系，进而开启了政治衰败的进程。”④民进党也利用身份危机搅动岛内族群对立，扩大身份政治的分裂。
二是“统独”加剧选举异化。民进党将“统独牌”视为“神主牌”，为了赢得选举，每次选举时，都会猛烈操弄，上演意识形态“政治秀”，利用各种情绪性议题来绑架选民，使得选举成为了“统独”对决，而非选贤与能。上台执政后，当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执政产生不满时，民进党当局又利用“统独”矛盾来模糊焦点和转移视线，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不惜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
三是利用社会分裂谋取选举私利。民进党利用选民身份来制造差异对立和标签分化，实现政治动员。这种操作方法，无疑会导致身份政治的放大与固化，加剧台湾的分裂。如此一来，台湾选举与社会分裂就形成了螺旋下沉的恶性循环结构，即台湾每经历一次选举，就会加剧一次社会分裂。
（二）瓦解两党轮替制结构体系
对于2024年“大选”，民进党的图谋并不完全在于胜选，而在于通过固化执政权来实现长期执政，并以民主的名义来落实专政。
一是以“民主名义”打压政治对手。在民进党盘算中，只要能把国民党置于死地，民进党就可以长期执政。为了达到目的，民进党通过“不当党产条例”、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将国民党的党产全部充公。2024年“大选”结束后，民进党当局仍不罢休，将国民党156亿新台币的党产“没收”。此外，民进党还通过了“转型正义条例”，将国民党打为“不正当”的负面形象，在道德层面对国民党进行“清算”，拉高民众对于国民党的“仇恨值”。如此一来，民进党就把国民党置于了压迫性结构或者说是“系统性歧视”。
二是民主进步党沦为民主退步党。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民进党于上世纪80年代产生。民进党的全称为民主进步党，但随着几次执政后，该党大权独揽，大开民主倒车，已经完全背离了建党时的初衷，在党内大搞“一言堂”和派系垄断，在党外大肆追杀其他政党，在决策过程中大搞“黑箱政治”，滥用权力，既无民主，也无进步，彻底走向了民主的对立面，正在摧毁台湾建立近三十年的民主价值与民主机制。
三是台湾执政者的人格分裂。在台湾2024年“大选”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上，赖清德公然声称“中华民国会带来灾难”，之后虽然澄清说漏讲“宪法”二字。但无论“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都暴露了赖清德“台独”底色和人格错乱，证明他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很多人都质疑，既然不承认“中华民国”，为何还要竞选“中华民国总统”，这背后显然是一种政治投机在作祟。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台湾的政治体制，赖清德上台后几乎是“有权无责”，即使出现重大风波，也可以由“行政院长”背锅，这就有可能刺激赖清德成为“帝王式领导人”，进而做出更为激进夸张的决策。
（三）编织信息茧房与扭曲民众认知
一是制造假消息。民进党榨取政治利益的主要手法是利用民主等话语权对台湾人民进行政治诱骗，编造所谓“证据”制造“信息茧房”，藉此来愚弄民众。2024年“大选”前几天，民进党将大陆发射的卫星编造为“导弹”，将假消息在岛内四处扩散，在其“同温层”中营造所谓“大陆霸凌台湾”的对抗氛围，主要目的就是要制造“大陆威胁论”，煽动岛内民众“仇中”氛围，进而激发“聚旗效应”为民进党选举服务。
二是豢养网军。民进党虽然以民主之名掌握了公权力，却拒绝遵守民主原则和规范，利用人事任用权力逐步腐蚀民主建制，利用当局掌控的舆论和网军左右选举。民进党每年耗费巨资豢养上万网军，不但控制媒体为民进党选举服务，而且直接参与各种暴力事件。如民进党网军头目杨蕙如利用网络论坛侮辱台当局“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诚，导致苏不堪压力自杀。
三是媒体行销。现代选举经常成为“行销与管理的马戏”，⑤民进党也深谙此道，通过制造热点话题、造假数字和话术欺骗民众，加大行销。例如，2020、2021和2022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在世界的排名，分别是第12、63和136名，但赖清德却说台湾是全世界第1名。岛内民众嘲笑他是到了“睁眼说瞎话的地步”。
三、对台湾政治体制的深层影响
民主化退潮的大势，已然成为世界性症候，而台湾也是此番浪潮中的重要一环。台湾在民主的形式之下所衍生的治理缺失，现在被民主的周边关联词汇如“自由”与“权利”所掩盖。但治理退位之后，党派利益就会跃升为政治的核心。台湾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民主烦恼”，民主制度不但没有保障反而在压制台湾民众的自由、平等和台湾的发展。
（一）台式“民主”成为民众“平等”的拦路虎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过度的平等必然会导致集体的不作为，但过度的两极分化也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撕裂。
一是选举变成“钱举”。台湾的“民主选举”表面上人人可以竞选，但每个环节都是围绕资本利益运作，候选人的广告、演讲乃至拉票花费动辄以数十亿、上百亿新台币计算，远远超过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因此，台湾的“民主选举”实质上就是金钱选举和金钱民主，是被富人、权贵和媒体掌控和玩弄的一场豪华金钱游戏，就是一场“民主变‘选主’、选举变‘钱举’”的选举秀。为了获得竞选经费，候选人使用各种手段筹措资金，如竞选捐款、政治游说、政商“旋转门”等，以至于利益输送、黑金等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乘机“洗白”而合法化。
二是利益集团的绑架。“金钱是选举的氧气”。⑥毫无疑问，资本的投入是要计算回报率的，候选人当选后自然要对金主投桃报李，为其牟利。对于2024年台湾“大选”，柯文哲坦承，“听说至少要准备100亿新台币，如果没有20亿，连入场券都拿不到”。⑦如此迅猛膨胀的巨额竞选费用背后是各种政治献金，政治献金的背后是“金主”们的利益要求，这就能够解释，为何台湾黑社会横行。民进党俨然已经成为了黑社会的保护伞，许多黑恶势力也借助民进党的公权力实现“漂白”，台湾的选举由此也就出现了交易化、生意化和“钱多者胜出”的态势。
三是想象的民主平等。很多台湾民众误以为，人人一票，彼此平等。但台湾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事实上造成政治不平等的恶化，形式上普选权的实现并未实质上提升“大众民主”的质量，代议制民主越来越被政治和经济寡头所操控。从现实来看，台湾寡头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普通选民，胜选者执政后对“金主”的回应也远高于对普通民众利益主张的回应。
（二）台式“民主”成为民众“自由”的绊脚石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但今天，台湾的民主已经走向变质。
一是言论自由徒有其名。党派利益和金钱政治成为压在言论自由头上的“两座大山”，中天电视台被关是典型的案例。台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免于贫困的自由也不再可能。民进党大肆推行“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导致台湾社会充斥着恐惧，“免于恐惧的自由”也无从谈起。
二是双标做法大行其道。民进党掌控了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对于很多现象究竟是不是民主的追问，不是依制度或法律为准，而是依民进党的标准为准。此外，民进党对同类问题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标准。例如，民众的游行示威，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就是“反对专制”和“美丽的风景线”。但同样的事情，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就成为了“骚乱”和“暴动”。
三是民众权力全面受挤。金钱政治贯穿选举、决策、施政所有环节，构筑起常人难以逾越的政治门槛，严重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参政权利。嘴上“一人一票”，真相却是“少数精英统治”和“富人游戏”。台湾的选民可以参加投票，但无法参与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台湾当局官员和民意代表把持着公权力部门，既当球员又当裁判，“权力制衡”成为“统治精英”之间的“左右手互搏”游戏。
（三）身份认同取代经济民生成为激化政治分歧的主导因素
台湾社会的阶层差异、族群差异、代际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等不断恶化，两党争斗加剧政治极化，这说明“台式民主叙事”已无法为失序的社会现实提供逻辑自洽的说服力。
一是台湾政治的失能。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核心是选贤与能，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一片繁荣，在“亚洲四小龙”中独占鳌头。但自从开启所谓“民主化进程”后，台湾发展一落千丈，在“亚洲四小龙”中惨陪末座，台湾不得不面对贫富悬殊、劳资失衡、社会流动性停滞等问题，大众民主在台湾已经陷入失能与失序的困境。
二是理性空间的萎缩。民粹主义有其先天的缺陷，这在台湾政治生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⑧在很多议题上，部分台湾民众只有立场，没有是非；只有颜色，没有对错；对于深绿的人而言，只要是民进党的，就无条件支持。例如，在政治上，“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身无分文也要挺英文”，“败坏道德也要挺清德”；在经济上，“用爱发电”的非理性逻辑让外界瞠目结舌。当前台湾社会从追求权力平等的身份政治正在走向民粹主义政治，导致理性讨论空间被严重压缩。
三是经济发展被掣肘。福山曾指出，身份政治“如果不能回归于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将会使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陷入无尽冲突的厄运”。⑨在民进党操弄下，台湾民粹当道，戾气横行，社会发展也被蒙上沉重阴影，2023年台湾经济增速不足2%即为明证。显然，鞋不合脚，台湾政治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拖累。如果从纵向时间来看，台湾已经进入“后民主转向”时期，政治参与的集体取向不再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代表的公共利益为目的。
四、民进党对两岸关系的意识形态化操弄与认知作战模式
民进党经常将“抗中牌”与“认知作战”叠加运用，“抗中牌”意在制造“红色恐慌”，“认知作战”就是要散播“认知病毒”。2024年1月，民进党当局专门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加大与中国大陆的对抗。
（一）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
台湾民主沉屙难愈，民主理想模糊化和民主实践利己化态势明显，存在着重制衡轻民意等结构性缺陷，政治极化绑架执政政策，造成治理效率低下、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对两岸关系也产生一定冲击。
一是构建两岸对立话语。民进党当局推行所谓的“民主与专制”二元划分，把台式民主绝对化和神圣化，认为民主是检验一个地区发展程度的“试金石”，只有发达地区才能享有民主制度，而落后地区则无法构建民主社会。⑩在“民主与专制”差序结构思维模式的驱动下，民进党还对中国大陆的民主样态进行诋毁，甚至在美国鼓动下，还妄想对中国大陆进行“民主输出”和“颜色革命”。
二是抢占虚假道德制高点。“台式民主”空有民主之名，诸多历史局限和现实弊病已让台湾沦为“民主洼地”。尽管自身民主“重病缠身”，台湾却仍居高临下充当“教师爷”，构建“民主政治神话”，⑪编造和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美国试图打造所谓“民主价值观同盟”，民进党当局也积极迎合，多次参加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
三是误导台湾民众身份认同。民进党当局图谋将民主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以本地人与外省人之间的身份差异，煽动台湾民众仇视中国大陆的情绪，利用排外主义吸引民众对当局的支持，将台湾阶级矛盾转嫁到中国大陆，加大台湾民众对于祖国大陆的疏离感和不认同感。
（二）加剧两岸民意对撞，为两岸统一后台湾社会治理埋下隐患
台湾持续陷入民主失真、政治失能、社会失和的恶性循环。金钱政治、身份政治、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等问题愈加严重。政治人物多精于纸牌屋的政治算计，善于钻营各种黑箱操作。但民进党不会就此认真反省，反而继续加码，在两岸议题上也进行各种操弄。
一是构造台湾共同体。身份政治凸显了台湾现代民主政治衰败的核心议题：如何重建集体身份认同？如何弥合被身份政治撕裂的社会？如何催生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对此，民进党开启了一场浩大的工程，加速在岛内“台独”布局，将“台独”政治正确化，企图在虚假的同质性氛围中构建“台湾想象共同体”。
二是阻挠两岸交流。2023年12月也即在台湾2024年“大选”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民进党当局接连在台北等多个县市发动检调单位，以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等名义查办到大陆交流的基层里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制造“绿色恐怖”。2024年“大选”结束后，民进党当局又打破此前承诺，叫停台湾旅游团来大陆参访，此后更是发生了震惊两岸的2·14恶性撞船事件，给台海和平凭空增添巨大变数。
三是异化民众身份认同。在民进党的操弄下，两岸议题容易被政治化、情绪化和意识形态化。民进党会藉此加剧台湾民众的焦虑情绪，扭曲岛内民众身份认同。这也会产生严重后果，例如，在“爱台湾”的政治正确语境下，中国国民党都不敢高举“中国”大旗，只愿以国民党而非中国国民党自称，该党党内甚至还出现了“改名”的呼声，要求将“中国”二字删去。
整体观察，赖清德上台后，台湾内部会更加分裂。赖清德与萧美琴的“双独组合”是“独上加毒”，有可能以民意的名义，把台湾民众捆绑上战车，导致台海地区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在此过程中，两岸的民意也将加剧对立，民进党当局会继续扩大“趋独拒统”，而中国大陆的民众则会认为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呼吁两岸统一的声音会持续升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误导，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将持续异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持续走低，这也将为两岸统一之后的台湾社会治理埋下严重隐患。
结语
台湾已经进入了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政治风险期，面临着严重的民主制度危机，但民进党当局熟视无睹，反而以此为荣，固执地认为台湾仍然是亚洲的民主灯塔。这种自大让台湾民主弊病积重难返，深层危机难以化解，并将加速台湾沉沦。很多台湾有识之士也都意识到了台式民主的陈年弊病，但在日益极化的党派政治氛围中，出于各自利益，都缺乏革新决心和魄力。未来台湾应该启动“警醒文化”对民主祛魅，避免被现存制度的表面合理性所迷惑，及时洞察民主制度的压迫性真相，⑫推动台湾的政治体制从“民粹主导”到“理性回归”。只有如此，才能为台湾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297页。
②Francis Fukuyama, “30 Years of World Politics: What Has Changed?” Journal of Democracy, No.1 2020, pp.11-21.
③林冈：《中国台湾地区实践西方民主的深刻教训》，载《学术前沿》2018年第4期，第108页。
④涂锋：《身份政治第三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基于国家建构视角的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141—154页。
⑤Wendy Brown, "We Are All Democrats Now……", in Giorgio Agamben et al., Democracy in What St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7.
⑥王绍光：《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页。
⑦温伟中：“台湾选‘总统’很烧钱 每组候选人估计打底10亿新台币”，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31208-1455075.
⑧许川：《试论民粹式直接民主的内在缺陷》，《中国评论》2024年第1期。
⑨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5, September/October, 2018. p.93.
⑩A. Przeworkski, M. Alvarez, J. Cheibub, et al.,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1.
⑪杨光斌：《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4页。
⑫何涛：《极端个人主义的“伪政治”——马克·里拉对美国当代身份政治的批判》，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6期，第75—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