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被称为“北京共识”。
中评社╱题：当北京共识对上了华盛顿共识 作者：林建山（台湾），博士、独立法人环球经济社社长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摘要】相较于美国《新华盛顿共识》由对外掠夺攻势转向对内守元新策略的具体内涵，2023年《北京共识》的新阶段行动愿景，反而更加向外延伸包容、扩大合作共赢、构筑共同富裕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毋庸等到2050年，《北京共识》愿景的实现，必将在全世界格局直接全面超越《新华盛顿共识》。
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华盛顿共识》一直都被第一霸权美国拿来作为巩固霸权地位、抢劫掠夺开发中国家、遏制和掌控落后经济体使之成为其附庸扈从国家、发动各式各样颜色革命、拱火各种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及战争事端的高效侵略手段。但是，就在2023年，面对《北京共识》的直面挑战，已不得不调整攻势战略，改采守势固本的《新华盛顿共识》战略。但从最近两年拜登政府赓续推出的对内对外长臂管辖法案加以审视，大战略转向的前景并不被看好，面对《北京共识》的扩容延伸挑战，赢面应该不大。
2004年首见“认知中国”的《北京共识》概念
《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是北京清华大学兼任教授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5月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一篇论文首提的“认知中国”概念，来自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长经验，强调其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如设立特区经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海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不对称力量之工具运用等综观特点，此所谓《北京共识》不仅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同样注重中国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认知，体现一种寻求公正与高品质成长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思路。
这项认知当代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概念，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北京共识》概念对中国3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成就所作理性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成长发展途径，也是所有开发中国家追求经济成长、改善人民生活和脱贫致富，殊可效仿的典范。《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涵：一，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三，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可谓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希望榫合于联合国标准秩序规则，但不配合美西方自设的所谓“美式国际秩序”或“美式国际规则”之统一标准规范。
针对美西方掠夺性《华盛顿共识》的莫大挑战
《北京共识》的提出，主要的国际统理战略旨要策立，有两大面向关键意涵：一是，基于端正“中国认知”，冀能化解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集体恐中症”，避免演变成为越来越发激烈敌视的全面围堵、遏制中国的盟友联手政经金融军事行动；二是藉由《北京共识》的提出，明确反对后冷战新自由主义倡议的《华盛顿共识》。
尤其后者，是由世界第一经济霸权美国利用威势，托藉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银行（WB）等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国际金融组织，聚合G7霸权集团，齐集华盛顿研讨世界金融危机解决方案以解决开发中国家经济金融困顿之对策。《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主要内容，是以美式新古典自由主义，利用跨国金融机构施予救急资金挹注措施，立马解厄除困，但却也要求受害国家，进行救穷的经济结构大改造，大胆采取金融自由化、去管制化，加速资本主义化，输出美式资本主义，以维持整体经济体系之长期稳定；事实上是将各受害国家，硬性伏纳为美国的政治经济附庸，永远被美国支配掌控。
加入WTO之后的中国，历经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所达成傲世高速经济成长，其所构筑惊艳全球的《北京共识》，当然构成对美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政策、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莫大针对性挑战。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支配驯养掠夺地缘经济的政治手段
《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是1989年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本质言，《华盛顿共识》就是美国拿来作为支配驯养欧洲和拉丁美洲经济的薅羊毛政策手段，也当然就成为后来美国在苏东波之后的所有地缘政治经济区域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手段。
《华盛顿共识》指引驯养拉美经济改革的十条政策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在这些国家政府被驯服并成为美国附庸经济体之后，乃有可能得到IMF及世界银行的支持。
IMF、WB等跨国组织针对开发中国家强力推动实施《华盛顿共识》十条政策，旋即引起极大争议。早在2008年次贷风暴、全球信贷危机愈演愈烈下，2009年G20伦敦峰会时，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就公开宣称“旧有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华盛顿共识》对美国经济的自我戕害
自1990年代直到今天，《华盛顿共识》一直都是美国维系全球统理经济霸权的重要支柱战略依托，主张的“大市场小政府”、“私有化”以及“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理念，一直是美国二战后输出“美式民主意识形态”最成功的政略框架。
《华盛顿共识》极力强调“政府的角色最小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美国价值，在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环境下，几乎全世界各国政府都纷纷优先考虑采行美西方经济模式，美国藉此机会透过WB和IMF施予附条件贷款援助、巨额专案投资作为交换，得以将“美国价值模式”强力推行开来，智利、墨西哥、巴西、俄罗斯、阿根廷、波兰以及东南亚各国也都跟风实施《华盛顿共识》。
在《华盛顿共识》下，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世界秩序理念，曾一度促进了贸易全球化、金融国际化以及国际合作领域的延展扩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数据，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从1985年的36.7%上升至2021年的56.5%。特别突出的是1980-2000年的20年间，美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名义GDP年平均成长超过6%，其在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但推动全球化正殷的同时，《华盛顿共识》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经济与政治问题。自由市场经济下，美国拥有四十年繁荣的同时，工业基础逐步被掏空、制造业大外移、空心化逐步加剧。自1952年至2022年的70年间，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累计下降16.2%。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美国传统生产型行业在财富500强所占比重仍在70%以上。1980年代开始的美国金融化和监管放松极大促进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壮大，进入1990年代，金融混业经营改革进入快车道，美国传统制造业比重在1995年急遽下降到50%以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泰国之后，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受到波及，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亚洲主要股票市场大幅下跌，打破了亚洲经济腾飞的景象；2008年次贷危机更是《华盛顿共识》的标志性事件。在自由化的条件下，美国银行系统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过高、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监管不力等，不但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更直接引发全球性经济大萧条。
BRI使《北京共识》从愿景转变为现实行动
2013年习近平首提“一带一路”倡议(BRI)公开声言：“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很自然将《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第一，秉承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传统，支持维护非西方国家的彼此核心利益，各自发展振兴可信赖伙伴关系；
第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统筹应对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守护地区和平和安宁，携手为地缘国家发展繁荣营造良好环境；
第三，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接非西方国家各自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培育经贸、互联互通、能源、农业、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成长点，促进各国经济协同联动发展；
第四，传承睦邻友好精神，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宣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拓展人文合作，夯实与各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第五，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壮大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进步力量。
这一意涵之下的《北京共识》，不啻对《华盛顿共识》的最直接反击与对抗。
无论《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都已成为2010年之后美国与中国对所有开发中国家进行经贸与政治交流的准则，可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竞逐；但由于既往《华盛顿共识》的过分介入受援助国家经济制度，甚至附加“强势政治改革”要件，对开发中国家言，根本就是一种“胁迫的善意”。
沙利文主张美国应该内化回归干预主义
在《华盛顿共识》淫威下，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第一大国美国说话时，以其联盟力量及在当今国际秩序的体系和规则方面的核心作用，乃至经济体量和财富，与在建立布列敦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全世界都不得不倾听依从。
然而如今，在遭受“全世界买家懊悔”情绪折磨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重起炉灶。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在2023年4月20日的演讲中概述了“美国新愿景的经济”，随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以《复兴美国经济领导地位》为题发表了一个更为宏观、补充性的演讲，针对以往《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批判，可以被视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式干预主义的回归。
美国政府将加大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的干预
2022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以及俄乌战争等因素带来的冲击，更加暴露出《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局限性：过度自由市场经济驱使战略物资生产产业链外包，疫情揭露了生产供应链的脆弱性，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反映了过度对外依赖的风险，全球大宗商品供应受到明显冲击，全球通膨加剧了不确定性。以致《华盛顿共识》已经难以维系美国对外霸权主义的横行，美国政府也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反思，而改以主张加大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的干预。
从近期美国高层表态和出台各项政策看，《华盛顿共识》正在褪色。2023年4月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提出的美国新国内外经济政策，已被看作拜登政府的转向：以国家介入为主旨的产业政策、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和恢复贸易保护主义。沙利文指出，过去几十年，美国过度强调市场效率，取消税收、放松管制，以及私有化被放在优先于公共利益的地位，使得一些如半导体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重要部门都陷入了萎缩，损害了美国工业能力，因此必须以加强公共投资来支持对经济成长有重大基础性作用的、具备国家安全战略性的制造业产业发展，尤其是医疗设备、半导体和关键性矿产资源。
过去两年来，拜登政府密集出台的《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晶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通膨削弱法案》，都是典型的“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行为，皆可看作美国《华盛顿共识》已经转向《新华盛顿共识》的具体轨迹。
美国自己本身正面临四大挑战
美国政府已经深切体认：美国自己本身正面临四大挑战：工业基础的空心化；一个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对手的崛起；不断加速的气候危机；日益上升的社会不平等对美式民主政治的冲击。未来的应对之策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对外政策”：
首先是以“现代美国工业战略”支持被视为“经济成长基础”且“从国家安全视角看具有战略性”的行业；其次是“与美国伙伴国家合作，以确保建立起能力、韧性和包容性”；第三是“超越传统的贸易协定，转向关注时代核心挑战的创新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包括建立多样化和有韧性的供应链，动员公共和私人投资“推动清洁能源转型”，确保“数字基础设施的可信、安全和开放”，“制止在对企业征税上的逐底竞争”，“强化劳工和环境保护及打击腐败”；第四是“动员数兆美元的投资进入新兴经济体”；第五是“高墙小院保护基础性技术”方案。
于是《新华盛顿共识》将是更周密地针对输往中国的最先进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全面量身订制的限制或制裁”，并且要包括“加强对于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关键领域内的外国投资审查”；沙利文坚称，这些限制制裁是“量身订制的举措”，而非“技术封锁”或“技术脱钩”。
这确实是美国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的根本性转变。但是这种转变的深度和持久性将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新华盛顿共识》的美国共识。
《新华盛顿共识》存在诸多国际疑虑
然则，这些《新华盛顿共识》的新订目标，是否真的有助于让美国人和其他美国盟友伙伴国家的人民都变得更加富足和安全，当然存在诸多疑虑：
疑虑之一是，与美国经济体量有关。据估计未来10年中来自拜登总统议程的公共资本和私人投资总额将达到约3.5兆美元，但这个数额充其量祇是同期国内生产毛额(GDP)的1.4%，远远无法带来“真正变革性”；疑虑之二是，真要想让美国新产业政策奏效，将十分困难，尤其对于处在技术前沿的经济体，更是如此；疑虑之三是，《新华盛顿共识》涉及的新策略，对于与全世界其他非美国家而言，尤其是对中国(但不仅仅是中国而已)的关系，特别是全世界国际贸易关系，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破坏性？
光是要明确区分“纯商业技术”与“具有国家安全影响的技术”，就十分困难；而要把“美国的朋友”与“美国的敌人”区分开来，同样极为困难。尤其是今天，要说服中国相信，《新华盛顿共识》并非是一场打压中国经济战的新开端本身，就已经十分困难；更何况，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很多手段足以应对美国的斗争。
唯有当《新华盛顿共识》新策略，确定可带来更加繁荣、和平、稳定的世界时，则这项新策略也才会有奏效可能；倘若《新华盛顿共识》不啻将带来更分裂的世界、更加崩溃的环境，或更加彻底的冲突，则《新华盛顿共识》必将是更加失败，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恶果。
2023年《北京共识》的新阶段行动愿景
就在美国公开宣示《华盛顿共识》已经正式转进《新华盛顿共识》新策略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2023年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上，公开将《北京共识》的新阶段具体行动愿景，又往前进一步推进到一个更新的实化阶段：
第一，增进团结互信谋发展促合作，胸怀大局，担起责任使命，排除各种干扰，维护实现非西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以对话消弥分歧、以合作超越竞争，坚定支持彼此发展振兴，从地区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制定对外政策，高度警惕外部势力在各自地区煽动“新冷战”、制造阵营对抗，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策动非西方国家“颜色革命”，把本国发展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维护地区和平，保障共同安全，各方协作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对话协商化解国家间分歧矛盾，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构筑地缘区域安全屏障，加紧完善各国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拓展数据安全、生物安全、外空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强化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等平台作用，推动建构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走上和平重建道路。
第三，聚焦务实合作，加快经济复苏，促进地区国家经济成长，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做大互利合作蛋糕，让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共同建设世界和平、贡献全球新而美的国际秩序
加强高品质共建“一带一路”与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和区域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扩大“一带一路”国家本币结算份额，拓展主权数字货币合作，推动建立新开发银行。扩大数据合作，开展数位技术人才培训合作机制，促进非西方国家经济高品质发展。
第四，加强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愿景推进多样文明和谐发展，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等领域合作，支持民间机构工作，举办人文交流活动以及乡村振兴、应对气候变化等主题活动。
第五，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一致追求公平、公正，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北京共识》直接全面超越《新华盛顿共识》
相较于美国《新华盛顿共识》由对外掠夺攻势转向对内守元新策略的具体内涵，2023年《北京共识》的新阶段行动愿景，反而更加向外延伸包容、扩大合作共赢、构筑共同富裕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毋庸等到2050年，《北京共识》愿景的实现，必将在全世界格局直接全面超越《新华盛顿共识》。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8月号，总第3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