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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的论敌
http://www.CRNTT.com   2022-03-15 17:30:04


  中评社╱题:余英时的论敌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摘要】事实上,“五四”以来,大多数“全盘西化派”都有类似的心态,他们大多把西方看作一切知识的来源,不过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际遇和表现方式而已。中国近代史上“全盘西化派”最为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在中国全力推其业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到台湾后,出掌中央研究院,殷海光批评他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不理不睬;胡秋原批评殷海光在台大讲授的“逻辑哲学论”,殷海光也不理不睬;他批评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宣扬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院士也是不理不睬!时至今日,海内外华人学术界仍然有许多人认定:西方是所有“现代”知识的来源,他们既不瞭解西方文明的精华,又瞧不起中国文化传统,不知不觉陷入余院士所谓“双重边缘化”的困境。

  余英时的名著《历史与思想》于1976年出版。当时世界正处于东西二元对峙的冷战局面,该书论述的内容从文化的观点,对当时的世界局势提供了一个“及时”的解释,因此该书一出版,立刻洛阳纸贵,余英时也名噪一时,成为“中国思想史的大师”。实情如何呢?

  一、“反智论无一句不错”

  该书问世后有没有人对余院士的论述提出怀疑呢?有的。他是当时《中华杂志》的发行人胡秋原。

  “余英时与自由主义的异化”一文在《亚洲周刊》登出后,胡先生的公子胡卜凯寄给我一篇他写的评论,我立刻写email给他,厘清我的立场。当时正好看到《海峡评论》上重新刊载胡秋原1979年的一篇旧作〈评余英时院士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因为文章太长,必须分三期刊登。我立即向胡卜凯先生,借来当年《中华杂志》的合订本,仔细拜读。

  胡秋原(1910-2004)的西方哲学素养颇为深厚。在这篇两万字的长文中,他根据布列希特(A.Brecht)的政治理论、詹姆士(W.James)的实用主义和怀特海(Whitehead)的《科学与现代世界》,很仔细地指出:余院士似乎是布列希特所说“不熟悉西洋哲学史的学人”,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关于“反智论”所说“从头到尾无一句不错”。胡氏的批判,列出了八大理由,由于篇幅所限,在此祇举出跟本文有密切关联的四点。

  1.他说“反智论”是译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可以译作“反知识主义”。其实,此词祇能译为反主知论,不可译为反知识主义论或反智论。由此一字之差,以下便谬以千里了。

  2.他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智性本身的憎恨或怀疑,认为智性及由知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反智性论者。”其实,哲学家中对知性怀疑者多的是,如休谟。但反主智论者有经验论者、主情论者、主义论者,没有憎恨由知识而来的学问的。余院士由何处得到这种“反智论”的定义?这恐怕是余院士自己译语不确导致的望文生义。

  3.他说:“在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示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其实,基督教义中除了特滔良(Tertullian)说过“因为荒谬所以我相信”,但从未成为正宗以外,正宗神学也认为理性、知性可以认识真理和上帝,不是反理性的,如经验派怀特海所云:“徒恃理性不能认识真理”,他们反理性主义,但不反理性。

  4.他说:“反智论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分子表示一种轻鄙乃以至敌视”,此尤为无稽之谈。主情论、主意论都是反主知论者,他们自己都是知识分子。一切暴君、污吏、大腹贾、独裁者祇反对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且能宠爱歌功颂德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不一定反知识,他们以其奸计为智。希特勒、史达林都有他们的智,并有戈培尔、什丹诺夫这些知识顾问。他们是反人权,不是“反智”。

  二、学术论辩的重要

  这些论点跟我写这一系列论文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胡秋原教授的长文将在《海峡论坛》上分期重刊,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仔细比对。我看完这篇文章后,特地问胡卜凯:当年余英时有没有对胡秋原的评论作任何回应?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仔细翻阅当年《中华杂志》的合订本,也找不到余院士回应的任何迹象。

  这是个十分怪异的现象:胡秋原出生于1910年,比余英时年长20岁,《历史与思想》一书的出版,固然使余院士名噪一时,但胡秋原也不是泛泛之辈,他当时担任立法委员,又是《中华杂志》发行人,这篇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本质上是非常严肃的学术讨论,为什么余英时对于一位学术前辈的学术质问不理不睬?

  中国有句老话:“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一个思想家在发展其学说的过程中,最好能跟相关领域的论敌互相论辩,以看出自己的不足之处。瑞典哥登堡大学教授Carl M. Allwood以研究非西方国家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作为终生志业,我的著作《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翻译成英文,于2012年出版之后,我们两人便在国际专业期刊《社会知识学》(Social Epistemology)上发表论文,来回辩论相关问题,时间长达三年,最后两人各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专着,他谈《本土心理学的性质与挑战》(2018),我则以《建构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理论》(2019)作为回应。

  三、“全盘西化派”的行事风格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余院士的大作《历史与思想》问世之后,最好的论敌就是胡秋原。可是余英时对胡秋原的批评竟然不予理睬,真是可惜!

  这件事使我想起“全盘西化派”的行事风格。在《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中,我曾经提到两则类似的故事:

  在“八方风雨会中洲”的“五四”时期,发生了一件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影响重大的盛事,即美国哲学家杜威访华。杜威(John Dewey, 1959-1952)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胡适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1919年2月,他到日本访问时,原先计画到中国旅游并演讲六个星期。4月30日抵达上海,不料三天后,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5月29日,杜威夫妇抵达北京,目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认为自己正在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结果他在中国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并在哥伦比亚校友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的安排下,在中国十一个省份,作过200场以上的巡回演讲,直到1921年7月21日,才启程返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因为胡适的在场宣讲、积极推广、再加上《新青年》等媒体的传播,而风靡中国。

  杜威返美国当天,胡适在《晨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杜威先生在中国〉,总结他这次访华的成果:“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从此之后,胡适变成杜威“实用主义”的信徒,到处宣讲所谓“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国民政府撤守台湾之后,1957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那时候,殷海光正在台大讲授科学哲学。他以〈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题,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长文,刊登在1958年8月18日出版的《祖国周刊》上。他很尖锐地批评胡适的主张,认为:

  “大胆”和“小心”都是心理状态方面的事,与理论构造毫不相干。不管“大胆”也好,“小心”也好,都插不进理论构造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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