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中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与美国展开坚守底线与侵蚀底线的斗争。美国视中国为最具竞争力的对手，从多领域压缩中国发展空间，制造发展障碍，台湾问题成为其对华战略中的重要工具。美国将台湾作为其“印太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棋子，在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加大对台湾支持。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与其本人意图固然分不开，但这绝不是个人行为，客观上是在采用欺骗性手段虚化和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国会作为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渐进式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不仅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违背了美方自己炮制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美国众议长访台是美方不断侵蚀“一个中国”底线、突破美台官方交往的又一次试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临不断被突破底线的威胁，为守住底线，中国外长王毅才痛斥此举是“公然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8月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中方“反应过度”，“寻找藉口改变台海现状，破坏地区稳定”。8月7日王毅反驳幷指出美方在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上犯了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纵容支持“台独”势力、蓄意破坏台海和平三方面错误。台湾地区执政的民进党把谋求独立写入党纲，近年来千方百计搞渐进式“台独”，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美国会众议长公开为其撑腰打气，“与分裂势力为伍，与中国人民为敌”。美国惯于先制造一个问题，再利用这个问题实现自身战略图谋。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策划佩洛西窜访问题上又想故伎重演，正在藉机加大地区军事部署”。既然是有试探性质的斗争，双方博弈就不会简单地一个回合结束，斗争仍会持续。
四、利弊得失——佩洛西窜访后的反思
站在中国的立场，怎样算是回应佩洛西窜访挑衅的胜利？成功回应挑衅的判断标准，应该是：1.维护了中国国家利益；2. 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和底线；3. 制定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相关问题上的行为规则。从实际情形看，大陆在佩洛西窜访后采取了军事演训和经济制裁等措施，让佩洛西窜访“挺台”的目的起到反效果，让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加强，也展示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和底线，同时成功地让世界各国明瞭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划线以及各国应遵守的行为规则。
因此，从以上判断标准分析，中国应对挑衅的举措是成功的、有效的。不管佩洛西如何算计她的个人政治利益，从国际层面来看，她窜访台湾无疑触动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她想宣示美国“挺台”，虚化掏空一个中国政策，中国采取措施让这种“挺台”失去作用，或有反作用，让佩洛西窜访成为邀请者的“灾难”，让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加强。军事演训和经济制裁等措施正是起到这样的效果。佩洛西窜访台湾前后，中美都将调子拉得很高，都向对方提出了要求，均称否则后果责任由对方承担。最终，美国没有按中国的要求阻止佩洛西窜访台湾，中国也没有按美国的要求按兵不动，而是开启了大型环岛军演，展示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和底线。幷且此次环岛军演规模空前，覆盖台湾周边六大海域空域，呈现围攻态势，彰显主权意涵。通过这种封锁和包围台湾岛的举动，中方都已经让世界各国明瞭中国在台湾问题行为规则上的划线。
尽管中国政府在佩洛西抵台后的应对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不过，佩洛西窜访事件之后进行回顾复盘，中国外交工作仍有一些做法值得总结和完善。
一是战术目标应服从战略目标，更准确制定反击策略。
佩洛西窜访事件无疑是对中国的挑衅，对其性质的定位应该与中国发展战略目标相结合。中国总体发展战略目标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目标应该是在遇到各种情况时优先考虑的判断标准，具体战术目标也应以有利于实现该战略目标为优先选择。在向该总体战略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会有各种干扰，需要与各种阻碍力量较量，但不是每一次较量都要打硬仗。有些干扰不至于需要偏离战略目标，那么战术目标就不必过于强硬和高调，否则可能影响总体战略目标的顺利推进。
佩洛西窜访之前，中方可以明确反对佩洛西窜访，幷反复指出该举动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错误性质，在国际舆论方面占据主动，而不需要摆出一较高下的姿态。例如，得知佩洛西推迟访问台湾的消息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用了“应该”这个词：“她应该做的不是推迟访问，而是立即取消访问。” 得知佩洛西对访台的计划犹豫时，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当时用了“不得”这种命令用语：“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 得知佩洛西准备在行程单之外窜访台湾的消息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用了“胆敢”句式：“如果她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应该、不得、如果敢等词语的公开使用，客观效果是激发了美国国内的反弹声浪，在内部压力下提高了佩洛西实施窜访的可能性。事实上，在美国政府反复声称“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不支持“台独”的口头承诺下，佩洛西窜访虽有侵蚀“一中政策”的图谋，但损害程度未到实质干扰中国国家总体战略的程度，中方如果采取温和处理方式，一开始就控制此事升级，不受某些国内媒体舆论的影响和压力，是有可能让窜访计划胎死腹中的，即使最终仍然发生了，也不至于因拉高对决态势、结果又未能阻止对方而让国内民意出现大幅失落。
我们看到，在中国外交部对佩洛西有意窜访台湾表态之前，中国国内就有影响力很大的自媒体将该事件的严重性拉得很高，幷用较为极端的应对方案激起读者情绪，甚至反复用“纸老虎”和“纸老鼠”去故意蔑视和刺激对手，主观上为了迎合国内部分读者，客观上却逼迫中美矛盾升级。美国国内也有一些喜欢挑事儿的鹰派政客，正愁找不到打击温和理性声音的藉口，正好以此呼吁美国要证明自己不是“纸老虎”——哪怕以不理性的方式证明。对于美国方面挑衅行为和声音的加剧，中国外交部只能以更强硬的姿态去面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方表态一定程度是被自媒体舆论影响和裹胁了。某些自媒体作者过嘴瘾、蒙读者、赚流量，不顾激化国际矛盾，逼迫政府提前摊牌，是干扰中国发展总目标的不理性行为。保证安全和尊严，维护和平与发展，按计划实现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才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事件一开始就没必要过于高调，化解于无形才是最高明的外交手段。当然，后来既然已经将问题拉高到中美对决的架势，就应该兑现警告，调整战术目标，让“玩火者自焚”，而不是让“玩火者”跑了，自家“焚了”，自损颜面，丧失民气。怎样才是最佳的战术？一句话：中国不怕事儿，但也不挑事儿，一旦躲不开，要能扛事儿。大国外交，一言九鼎，言出必行，不能虚张声势。
二是利益思维应服从法理思维，更低成本实现外交目标。
中国外交部门在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等国家利益的工作中总体上卓有成效，在对美舆论斗争中也不乏精彩名句。未来应该继续强化“以理服人”的方式，提升辩论能力，通过改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做到以更低成本实现外交目标，让外交工作更精致更细腻更有效。
最重要的，是要从利益思维转向法理思维，从物质文化转向精神文化。利益思维就是凡事试图通过利益手段改变其他国家或团体的做法及观点。法理思维就是将讲理说法作为改变其他国家或团体做法及观点的最主要工具。
例如，某国或某企业或某团体，说了不利于中国的话，或做了不利于中国的事，外交工作肯定既要讲道理、摆观点，要求对方承认幷改正错误，同时又要指出对方不纠正错误可能会带来的恶果。然而思维模式不同，工作的侧重点也不同。利益思维是反复向对方强调惩罚性后果，法理思维是反复指出对方的不合法理之处。
利益思维是过于重视物质文化的表现，对于崇尚精神文化的对手而言效果不一定好。以前就有西方政治人物向公众演讲时称，中国的确对我们的利益影响非常巨大，但绝没有大到可以让我们放弃理想、改变价值观的程度。对这样的人群，如果对方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是出于利益考虑，暂时屈服或妥协，一有机会仍然会选择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幷冠以“胁迫外交”的恶名。近几十年来，利益思维对中国外交影响较多，导致一些事情的处理显得小题大做、牛刀杀鸡。例如中国民间人士私人旅游在国外发生民事纠纷，或者外国公司或个人只是无意中用了对中国不敬的图案，中国外交在应对此类事件时过度介入、或政治解读、或轻率使用经济制裁手段，都是利益思维过重的表现。其实指出对方错误之处就可以了。
可见，法理思维强调理念上的碰撞和交锋。在理念上争论，达到对合法与合理的共同认识，双方就有了未来做事的共同标准。虽然对方不一定遵循合法合理的标准与自己打交道，但不应将“对方做事一定不遵循合法合理的规则”作为预判未来的前提。法理上取得共同认识，有助于减少外界对自己的冒犯。因此，外交工作中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对方的错误之处，而不是这种错误会带来何种惩罚。惩罚是用来做的，不是用来说的。说多了，会让人忽略自己的错误，面对惩罚的警告，心生反感，故意作对。导致己方的外交行为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或为实现预期目标付出更大成本。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与国际影响不断提升，与其他国家的纷争肯定会增加。过去20多年里，中国民间与外国民间出现过很多纷争，但不少只是个体纷争、利益纷争、无意之争，对这些纷争由外交部出面干涉，幷动辄以关闭市场等经济手段制裁，会使中国政府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使用经济制裁的威信降低。其实很多不重要的纷争通过声明或辩论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可以了，不是每次都要用利益手段进行惩罚或威胁的。
利益思维影响下的外交行为会产生看不见的长期成本。例如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在不断下降，不理解中国外交行为的正当性，对中国的外交惩罚行为盲目反对和抵制，客观上拉高了中国外交的成本。未来应继续增强法理思维，多从认知层面说服对方，至少让对方理解己方决策和行为的理由，这个效果不是靠一两次声明就能见效的。
回到佩洛西窜访事件，中方一开始就应将重点放在反复强调佩洛西窜访的恶劣性质、错误之处和对中国主权的伤害，而不是一开始就反复警告此事对美国利益的危险后果。利益思维的效果是，美方可能认为这个后果幷不严重或能够承受，因此会选择执意去做；但法理思维的效果是，美方可能出于对自己行为不当的认识选择阻止佩洛西窜访。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两强，必然会有摩擦，但也均具有理性智慧，没有一方愿意在威胁下做事。中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对美警告当然不是威胁，但从美国国内舆论和白宫记者会的情况看，中方警示极容易被外媒错误解读为威胁。因此，重点应该多讲法说理，而不是频发过度严厉的警告，除非中方认为兑现各种警告的时机和能力已经成熟，幷有意愿提前摊牌。
三是斗争思维应服从融合思维，更主动展示全球领导力。
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既要有斗争思维，又要有融合思维。斗争思维是面对外来威胁与侵害需要有斗争的精神和胆略，要有获胜的智慧和技巧，敢于应战，战之能胜。融合思维是面对不同的国家、族群与文化，需要有团结融合的意识与能力，要有开放的态度和胸襟，敢于对话和交流，有让人心悦诚服的能量与气量。不宜轻易退出事关全球的对话与协商，避免授人以柄，防止被人歪曲，塑造和维持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的一贯形象。
对佩洛西窜访事件，中国在有力回击和遏制“台独”势力与国际反华势力、力争让挑衅者受到严厉惩罚的同时，还要展现中国卓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员能力与特色优势，调动和影响国际舆论，既要有综合硬实力的表现，又要有对外软实力的运用。明确宣示主权，智慧化解冲突，继续坚持对话、融合、包容的对外政策，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宽广的气度和博大的胸怀，让世界各国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一个讲理的国家，还是一个负责的国家。佩洛西窜访事件后，160多个国家表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谴责佩洛西访台是严重的挑衅，这种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和动员力就是中国软实力的充分体现。
中国国家领导人早在2015年就在联合国提出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表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更是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提议展示出中国的先进思维理念，会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接受，同时也会认可中国的领导与治理能力。斗争本身不是目的，融合才是最终归宿。站在人类命运的制高点思考和处理问题，斗争的同时不忘融合，斗争思维服从融合思维，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应有战略选择。
作者简介：朱磊，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商务部海贸会理事，上市企业首席经济学家，闽南师范大学教授。主持或参加国家级课题20余项，发表全国核心期刊学术论文40余篇、《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等时政论文300余篇，出版《国家统一的系统演化动力——复杂性思维视角下的中国国家统一战略》等10余部著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两岸经贸、台湾问题、国家统一等。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9月号，总第29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