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丹敏乌（Thant Myint－U）将缅甸描述为一个“未完成的国家”，强调该国为打造“共同的国家认同”而持续不断的斗争。缅甸的多元化构成加剧了这一挑战，其中包括钦族、克钦族、克伦尼族和掸族等众多民族。昂山将军领导的1947年《彬龙协议》未能兑现承诺，给这些少数民族留下了深深的背叛伤痕。这项本应给予各民族一定程度自治权的协议并未得到履行，导致长期不满。
缅甸种族冲突的历史进一步说明了国家的分裂性。1948年独立后，各民族不断争取自治和自决，反映出他们被排除在缅族主导的中央国家之外的感觉。这些愿望不仅限于意识形态斗争，还反映在有形的治理结构中。在缅甸各地，特别是东部、东北部、西部和边境地区，民地武多年来一直维持着自己的行政和司法系统。这些实体独立于中央政府运作，进一步凸显了该国内部的深刻分歧。民地武控制下的这些地区实际上与缅甸国家分离，采用自己的政府机制运作，并且往往很少甚至根本不效忠于中央政权。事实上，其中一些地区从未受到缅甸中部国家的直接控制。
两个最突出、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例子是位于中国边境的佤邦和猛拉地区，佤邦联合党和“和平与团结委员会”已经在那里统治了数十年。这两个地区有明确的边界，并对其领土实行全面的军事和行政控制。这标志着其他民族地方武装团体可能渴望的理想局面。
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格局，以缺乏统一的民族认同和各民族之间持续不断的自治斗争为标志，凸显了缅甸从未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论点。持续的自治努力以及该国各个地区并行治理体系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缅甸在其历史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更多的是不同实体的集合，而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联盟。
尽管存在分歧，但包括缅族在内的缅甸各族群对2021年2月夺取政权的军政权有着共同的不满。例如，“1027行动”后一个月内针对军政府政权的全国范围内协同攻击急剧增加，总计达360次，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袭击导致全国300多个军事哨所和基地以及至少17个城镇被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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