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们必须思考今日国际上所普遍认知是否就是法之正确一方与历史事实的一方？因为大国的干涉与角力，使得弱小的一方成为琉球谈判下的牺牲品，，此一结果可以枉顾清朝政府与日本国谈判之没有结果之悬案事实，更让非当事大国决定琉国的归属，这除了无奈外，也失去了公道与正义。
至于两岸当局对于琉球的归属，不同时期、不同领导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及认知程度，这配合着与美日等国关系的维护，更透露出两岸当局所拥有话语议论的筹码及实力，这更显示国际政治中强权即真理的本质，也彰显出新现实主义对于琉球问题的影响程度。没有实力及筹码，尽管历史及法理再怎么站得住脚，恐怕也都使不上力，无法发挥实际的作用，充其量只是一种立场与态度的表现。
当然琉球地位的讨论，需要正视当地民众的意愿，但却不影响我们讨论琉球地位的自由度；从国际法上透过钓鱼岛与琉球的关系，从中探讨琉球地位的法理依据，及其战略上的价值；更希望能还原历史及法律的真相，让事实说话，在国际文件之文本依据和琉球人民的意愿，思考琉球地位及未来发展。
而对于琉球地位的探讨，林泉忠副研究员建议由台湾方面出面，避免由中国大陆出面，主要是基于避免让此一问题复杂化，一来避免美日等国家对于中国大陆崛起及发展产生更大的威胁感与顾虑；二来亦可回避大陆与日本间的民族恩怨情仇；三来可以使问题单纯化、情势简单位；但问题是台湾方面对此问题的议论，虽是当事人之一，但筹码不足，环境情势，加上美日因素制约，台湾又刚刚与日本签订渔业合作协定，恐怕在琉球问题上难以使得上力，这正是今日台湾的悲哀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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