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几则有关二二八事件外省人受害的描述。我们希望这些都只是恶意的传言，但是迄今读来，仍让人感觉心酸，而这些“传闻”，对于当时外省人的心境也产生巨大影响。
距离台湾省烟酒公卖局三百公尺外，就是孙运璇纪念馆，此处原是行政院长官邸。馆内展示着一份日记，几乎是当时最重要的一页纪录，但却没被多少人注意。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孙运璇写道：
“昨晚太平町专卖局职员，因缉私烟发生聚殴，结果民众死伤各一，惹起公愤．今日上午民众数千人围攻专卖局，分局内地职员多被殴伤，且有数人毙命．下午复包围长官公署与及警察发生冲突，复被击毙数人，事态愈形扩大，演变成本省人排外风潮，遇见外省人即打。下午三时许长官宣布戒严令，暴徒四出滋扰。余在公司，三时半蔡课长来告：外间情势紧张，应提前下班以免生事。当即召集紧急会议，提前于四时四十分下班。五时左右，闻暴徒已至台北支店，乃急寻黄协理，同至蔡课长家中躲避。及暴徒至公司后，内地人皆已避去，故未肇事。晚间，与蔡瑞堂、周春传谈及此次不幸事件，颇为痛心，尤其是令日人看见我们自己火拼更觉难堪。”
台湾桃园平镇客家人，台湾近代历史学家的戴国辉先生，在其《爱憎二．二八》一书的序言“我是怎样走上研究二二八之路”中写到：
“有些流氓模样的青壮年，则仿效日本人头绑白布巾，口骂‘支那人’、‘清国奴’，不分青红皂白地找出外省人殴打出气，连就读于台北女师附小（现台北市立师院实小）的外省小孩也无法幸免，惨遭拳打脚踢后，还被推入学校前的深沟中。连我也因闽南语不甚灵光，而被迫唱日本国歌，以证明台湾省籍身分。”
香港《新闻天地》周刊所载《台湾人为的台风》一文的节录：
“二二八的内情是，这个偏激的排外行动，转变为看见外省人就打，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打死为止，当时台湾人几乎是总动员，各阶层人物都参加，流氓、地痞、青年、学生、失业分子、店员、年老的，都视外省人为敌人，女孩子和老太婆则在旁指点或拍手，这类残忍的行径，使每个人充满恐怖和愤怒！人们说，公务人员因职务关系或许得罪了台胞，但妻子儿女，并无罪过，却亦不能幸免﹗…‘阿山’是台湾同胞对内地人的一个普遍称号，‘阿山’们在这一次事变中始终演着一个可怜的角色。因为在事变的几十天时间里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打‘阿山’也。他们考验你是否‘阿山’的方法，一是说‘台湾话’，二是说‘日本话’，三则唱‘日本国歌’，有一项考不来，那一定是‘阿山’无疑，于是轻则殴辱，重则打死，或者当成‘俘虏’集中起来，东西就抢来烧了，最惨的还有把小孩子由两个人拉着头和脚扯死，也有抓着小孩倒举起来撞死的，一个孕妇曾被刺刀刺穿腹部。大凡妇女孩子，只要是‘阿山’，都不能幸免，我们是仇敌吗？不然就是‘阿山’有罪？…三月一日纷乱状态更加扩大，见到‘外省人’就加殴打，许多‘外省人’开的商店，甚至于外省人来台公教人员的私宅的东西也被搬去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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