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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3月27日电/台湾大学荣誉教授黄光国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3月号发表专文《余英时的“帮派”与“典范”》，作者认为：在当时的美国，“哈佛帮”的理论是代表主流价值的“常态科学”，反战学生的观点，则是必须被设法“摆平”的“异例”。更清楚地说，由于常态科学是由某种典范所宰制，典范总是受到绝对的信赖。但它与实践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异例”。“常态科学”的主要工作，便是经过恰当的调整，来解决这些反常的异例，以使典范不受损害。文章内容如下：
一、红学研究的“典范”
龚忠武在〈辛丑元年祭〉的长文中，叙说他跟余英时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1966年，他从台大到哈佛，成为费正清门下的一名研究生，余英时正好从密西根大学转聘到哈佛，为罹患严重精神病的杨联升代课。两人除了师生关系之外，周末还经常到他家打牙祭，并参加围棋俱乐部的棋会。在1968年-1969年，余氏祇是个在哈佛代课的助理教授，在哈佛的去留问题，成为他最大的心理压力，一度情绪十分消沉，香烟不离手，藉烟消愁，并且不讳言，可能回到香港教书。
1969-1970年之交，海外留学生爆发了保钓运动，龚忠武发现：余氏在校园里老跟在费正清后面，做说服反战学生的工作。余氏是围棋高手，两人闲聊时曾对龚忠武说：棋如人生。他现在正为他今后的学术生涯，下一盘大棋。
从1970年起，正值中壮年的余氏，为了打入美国学术界主流而拚命著书立说，企求扬名立万。在这段期间，余英时完成了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三篇文章，一起收录在《历史与思想》一书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近代红学的研究与红学革命〉(1974)，余氏引用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典范”之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