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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杰（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中评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海涵）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日前宣称，“美国已有自己需要的对台政策框架，不需要改变；改变这个政策框架是不明智的”。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杰就此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选择在“520”之前提出相关论调，既有“稳”的考虑，也有“安慰”之意，实际上是一个试图对各方加以“平衡”的论调和表态。美方的表态具有明显的“讨好”和“求稳”性质。对于此，一方面，我们不可轻信美国国务院等行政部门的“承诺”，政治承诺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要在准确把握美国国会全部涉台立法的基础上推出自身的法律工具，加强应对的法律工具箱建设。
康达最近称已有“自己需要的对台政策框架，不需要改变，改变这一框架是不明智的”，宋杰就此分析，从美国自身的行为逻辑来看，美国有此说法是完全不奇怪的。自美国国会于1979年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迄今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生效的涉台生效法律已达141部；如果加上国会通过但被美国总统所否决的十余项涉台法案，更是达到154部。而在美国国会所通过的这141部涉台法律中，“与台湾关系法”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
“此种基础和核心地位，我们必须结合1994年对其的一次重大修改来认识。”宋杰表示，“与台湾关系法”1994修改的具体内容为：“‘与台湾关系法’第三条优于政府的政策声明，包括公报、规定和指令及基于上述的政策。”基于此修改，美国国务院在其对台政策表述中，将“台湾关系法”放在“中美三个公报”之前。在此之后，美国第116届国会通过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60D条曾明确，“‘与台湾关系法’和里根总统于1982年作出的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处理与台湾关系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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