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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胡适谈台湾史的史料研究
http://www.CRNTT.com   2021-11-29 00:26:17


汪毅夫(来源:中评社资料图)
  中评社北京11月29日电(作者 汪毅夫)1953年1月6日,胡适在台湾省县市文献委员会茶会上,就台湾史的史料研究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文献委员会这几年来收集资料,刊印资料,这个工作也许比将来修纂工作,格外重要。我这句话并不是对贵会措施不表敬意,我的意思是收集原料、保存原料、发表原料,这个工作比整理编纂地方志或者通志更重要”,“什么缘故呢?因为整理编造将失掉了原意。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也讲过,他说:史家有谓宋史于二十四史中乃最坏者,我却认为宋史在二十四史当中,价值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保有的史料最多,编纂、整理、删除的材料少”,新唐书“其史料价值也比不上旧唐书,就是因为旧唐书原料丰富,现在七个文献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是替台湾保存历史,替台湾保存史料。原料保存的多,则愈有价值。史料如经过编造,往往以主观见解,把有价值的原料去掉”,“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如其都去编纂方志,不如继续发表史料。”胡适举例说:“二二八事件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但其造因如何?经过如何?也有不能不讨论的问题。但讨论这个问题,要避免有主观见解,能够顾到客观环境,关于二二八事变的事情,就有许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不便用,但总要尽量保存这个史料,并发表其可发表之资料,以留真相。这是我举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原料之重要的因素”。

  胡适的这个意见,被认为是台湾省“编纂和印行省、县、市志稿的过程中”,首先提出来的“不大赞成的意见”和“建设性批判的意见”,并被归结为“他不赞成的是急于编志,他不赞成的是草率从事”。实际上,除了不赞成急于编志和草率从事,胡适在兹念兹的是“替台湾保存历史,替台湾保存史料”。以台南市为例,据台南市文献委员会首任委员之一的黄天横回忆:台南市本有以收集台南史料为旨的、成立于1951年4月1日的台南市史料编纂委员会。“1951年6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纯青大力推行台湾各地全面修志、设立各县市文献委员会活动,以期地方县市耆老参与协助台湾省通志的修志工作;同年7月1日,台南市史料编纂委员会遂改组为台南市文献委员会,仍隶教育科,是台湾各县市中最早成立的文献委员会”。在我看来,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应该相当于清代设立的台湾通志局,上承的应该是“大搜史料”的学术传统,如台湾进士许南英《窥园先生自订年谱》“十七年辛卯”(1891)条下记:“设台湾通志局,大搜史料”。台湾通志局“大搜史料”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工作,在日据台湾时期的50年里被迫中断,后起的台湾文献委员会当以“大搜史料”为首要和长期的任务。所幸者,胡适作为大师级的学者,他正当的学术意见毕竟有所影响。数十年来,台湾省各级文献委员会持续不断地编辑出版文献史料专刊,“收集原料,保存原料,发表原料”。厦门大学校友黄典权教授也是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的首批委员之一,他参与创办和主持的《台南文献》(创刊于1951年10月24日),“大致设定以明郑及清代为研究的立题”,收罗了许多明郑和清代时期的台湾史料。据黄天横回忆,黄典权的编辑创意是:“明清时代的文物,正是台南的特产“。

  附带言之,1987—1997年的10年里,我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经常借阅台湾省各级、各地文献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文献史料专刊,受益良多。我清楚地看到,李登辉及其追随者有时在蓝营、有时在绿营,有的在绿营、有的在蓝营,他们数十年推动的“去中国化”已经结成恶果。有鉴于此,讲正确的台湾史观,讲正确的台湾史知识,乃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还当为两岸做事,还想重读黄典权教授当年主持的《台南文献》之类的台湾文献史料专刊。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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