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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海两岸开启交流迄今已经三十余年 |
中评社╱题：两岸“交流、共识”与两岸和平、发展 作者：杨开煌（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授
【摘要】处于崛起历程的中国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如今面对的形势是，内有台独盲目、不理性“仇中”，无底限地配合美国的挑衅；外有美国无休止、无原则的虚化“一中”。这是在百年变局中伴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国家“和平统一”政策必然要迎接的挑战。藉此两岸公开交流及两岸“同属一中”共识的重要时间节点，结合当前两岸关系的内外挑战，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是坚持中国统一，促进民族复兴必要的功课。
一、开启交流到公开交流
台海两岸开启交流迄今已经三十余年，然而两岸双方互相开放交流则应从1987年开始，今年已是35年，其后为处理交流衍生事务，签订各类协议，规范交流秩序，两岸两会最终在1992年末形成了“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协会的表述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1〕其后被简称为“九二共识”的模糊的“政治互信”，迄今也有30年。从理性发展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前者应该是推动了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而后者试图透过两岸当局“行政互信”解决两岸交流、互动衍生的问题，并期积累两岸明确的“政治互信”，以便最终推动官方的“政治谈判”，完成两岸双赢的国家和平统一的目标。卅余年的时间不算长，对中国人而言，通俗地讲都称不上是历史，但是逢五、逢十的历史转折年份，中国人还是特别有感情的，特别是勤于自省、擅于自省的中国知识分子，总会抓着这样的时间节点，对重大历史事件作些回顾与检讨，以便为未来的发展作出适切的规划和预测。
尤其是其后的两岸关系不但未能有序发展，更有甚者如今的两岸关系可以说完完全全走上了当初两岸“启交流建共识”的对立面，不仅仅是国家的“和平统一”面临着多重的、迭加的考验，甚至两岸关系的和平都极可能遭受颠覆性破坏；正如王毅在“基辛格（季辛吉）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发表视讯致词时表示“中美关系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必须做出正确抉择”〔2〕，两岸关系也经不起一路下坡，否则35年所积累的理解就荡然无存，辛苦维系的和平之局也可全盘破功，值此节点，认真她反省与检讨更成为必要的课题。
二、从被迫交流到丧失自主
（一）从坚决“三不”到被迫开放
自1979年中共的人大常委会提出“双方协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和平统一”呼吁之时，便提出两岸互通，以便两岸同胞消除隔阂，相互瞭解。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第一反应是中共趁我外交重挫（1979年元月1日美国正式接受中共的建交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际，对台发动的“统战阴谋”，意图进一步瓦解我军民反共决心和光复大陆的意志；因此1979年4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中，兼任党主席的蒋经国的谈话提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作为应对。〔3〕完全拒绝中共的倡议。1981年9月30日当时中共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又在“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访谈稿中，综合前文提出“两党谈判，三度合作，共促统一”建议，另外具体建议两岸“三通（通邮、通商、通航）四流（学术、文化、体育、人员）”，并保证台湾人民“来去自由”。
在北京一连串的呼吁下，中华民国政府则数度严令禁止，拼命阻挡，不愿开放。但中共和平政策的持绩压力，台湾处境的变化，台湾人民的需求，对中国国民党的“反共”坚持构成巨大的统治合法权威的挑战，所以在台湾开放探亲之前，早已有人登陆：
首先、人数部分，粗估在1987年之前经香港“偷跑”返乡省亲的人数应在20万上下。
再次、贸易部分：两岸学者都承认：台湾的吴介民、曾嬿芬著作中说：“然而，实际上在多年之前，已经出现‘偷跑’的行动，例如，保钓运动之后左派（或统左）运动者的‘回归’；又例如，一九八〇年代初、中期，一些厂商已在第三地设厂，将产品销售中国。”〔4〕
大陆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王建民说“（大陆）商务部对台商投资统计始于1984年，晚于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时间。早期，商务部对台商投资统计包括了投资专案、协定(合同)金额与实际使用投资三项。由于协定投资金额有些是签署的合同投资金额，有些仅是口头承诺的投资金额，不一定落实与兑现，与实际投资金额有很大落差。”〔5〕
最后是于1987年4月起的老兵返乡运动终于迫使蒋经国最终同意台湾老兵返乡探亲的诉求。
台湾当局一直以“反共”与“防统战”的心态面对大陆，即使开放“探亲”也不是为了暸解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向台湾人民证明“反共”的正确，以证明其政权合法性；在权力斗争中居小的一方，抱持小心谨慎的策略，这是正常的反应；然而，如果对于对手没有准确的理解，一味自保的结果，往往只能是痛失发展良机，永难翻身；国民党对中共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三通四流”等呼吁，完完全全以统战伎俩视之，而没有结合中共的“改革开放”大政策，整体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实需求。所以从79年到87年中国国民党抗拒了8年的时间，看似十分坚决，其实真正突显了两个不自信：“反共不自信”与“治台不自信”。
第一对自己反共不自信︰众所皆知中国国民党之所以退守孤岛，是因为国共内战的失败，失败的主因就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只知“反共”，并不“知共”，这样“反共”只能是情绪上效忠领袖的表现，而非理性的价值选择，特别以国民党对中共“统战”策略的理解，更足以说明问题。从策略的角度言，“统战”就是为了“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势力，以便更加有效率地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实际是一种“中性”的斗争策略，也是任何团体或个人在斗争中都常用的方法，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关键在于如何能联合其他人，在联合过程中谁先影响到谁，谁先从过程中得利，并如何保持其利益而已；在过程中难免使用许多的非正规的办法，这就是“统战”策略的精义，只不过共产党将之理论化，系统化地教育共产党员，使之娴熟操作。但国民党简单使用“阴谋”“谎言”等词汇去攻击，以掩饰自己在策略上，技不如人的失败。而且中国国民党在几经失败后，并没有纠正错误，反而“固化”认知，依然“只反不知”，因此，在大陆提出两岸“和平统一”政策时，仍以“统战”伎俩视之，而没有看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推动大陆的“改革开放”；因此国民党也错过了重新返回大陆发展的战略大机会。也因此，中国国民党不自觉地蜕变成为实质的、内卷型的、台湾的政党。
第二对自己统治台湾的好坏不自信：台湾发展的脱胎换骨始自七十年代的十大建设，起飞于八十年代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大陆提出两岸“和平统一”，推动两岸“三通四流”，台胞“来去自由”，也就在八十年代初，当年的两岸究竟差距多大，国民党并没有真正自信的底气，因此，从80年起凡以观光为名前去香港，转赴大陆人道探亲、商旅考察的台湾民众，返台之后，初时多遭收押，实施三年感化教育，其后人数太多，只得改由辖区派出所的员警定期上门家访，或是带至警局作笔录，要求这些老人详述大陆所见、所闻。反覆多次，确认他们所知的大陆确实发展不如台湾，台湾人不会受其“统战”的“蛊惑”，才停止骚扰（个人亲友经历）。足证国民党当年对自己治理台湾的成果并不自信；如果台湾一开始就自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说法，又何至于等到1987年，经国先生的晚年，才开放“人道探观”之旅。
从两岸交流35年的总情况来看，应该说，台湾同胞其实十分清楚分辨北京行政措施的善意和政治作为的目的，前者又为了交流的便利，后者是为了争取认同；当然行政措施是为政治需要而服务，行政措施也可以产生政治效果，但并非逻辑的必然而且效果会有滞后性；人民自然会选择最适合、最优质的政府去认同。
（二）“不自信”的两岸交流影响深远
在两岸关系方面，正由于中国国民党的不自信，长期自困于“只反共不知共”政策的思维，大大延误了两岸正常的开放与交流，从如今来看，中国国民党不仅仅因此失去了从台湾“自我解放”的机会，而且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影响台湾的自主定位，也影响台湾自主发展。
第一、影响两岸关系：由于中国国民党处处从“统战”去考虑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而不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考虑其政策需求，从而错失了许多两岸可以自主定位“和平稳定”的“新两岸关系”的时机，九十年初苏联解体，两岸“自主定位”的机会便“一逝不返”，九六年代的台海危机，代表台湾问题已经“台海化”，不再是简单的大陆与台湾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重新成为美国“防中、反共”第一岛链的重要节点。新世纪以来，中国崛起，新世纪廿年代中国腾飞，两岸关系则完完全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附庸，为中美关系服务而存在。
第二、隐性化的台湾：由于两岸关系超出了大陆与台湾的范围，台湾对两岸关系不是可以“自主”处理的一方，台湾既不愿与大陆合作，就只能是美国的附庸；此后“台湾”在两岸关系中就成为“隐性存在”的因素，尤其是民进党掌权的台湾，为了“仇中、反中”，对于美国更必须是、也只能是百依百顺，极力巴结，把台湾变成为美国军工复合体政客的“提款机”；在两岸关系中，台湾就不可能自主定位，如台湾学者常用“中、美、台三角关系”自况，其实只是“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而己，更悲哀的是在中美关系上，台湾身份是什么？也不能被清晰地定位，否则对中美关系极为不利；台湾就成为“不统不独”，“不和不战”，“不进不退”，身份悬空，认同混乱，现实焦虑，前途迷失，对中国大陆是一块尚未完全统一的“政治飞地”；对美国而言，则是恣意霸凌，无须负责的“弃妇”。是中美关系中“隐性存在”的“显性因素”。
第三、发展受限的台湾：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大家都会参与到地区的协议之中，参与的越多越能与相关国家形成一种互赖的、互尊的、网络化的利益关系、安全关系，此种协议不仅仅是在经济上放大自我，而且也在安全上强化自我；而众所周知，在东亚除了意识形态原因，被孤立的北朝鲜是亚洲的“孤乌”，另一个被排挤的就是纵使有个别企业在全球的表现都十分抢眼的台湾；原因无他，因为台湾是“身份不明”的政治实体，大家并无必要公开“得罪大陆”而已，连把中国大陆视为头号“敌人”的美国，也只对台湾嘴上说得好听，但连她自己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IPEF）”迄今为止，也没有台湾的份儿。
三、“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国家统一”的两岸共识与破坏
（一）“一中原则”就是“国、共”的共识
国共之间的中国统治权之争，从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之后，就逐渐公开化、白热化，初时国民党挟领导抗日胜利、统治国家的优势，主导“政治协商会议”，破坏双十协议，引发共产党不满，国民党遂独行其事，主控政局，推行宪政，遂至国共和局破裂，1947年7月，爆发全面内战，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因而下令“动员戡乱”。1948年5月10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该条款具有优于《中华民国宪法》之位阶。此后中华民国实施了43年的《动员戡乱时期》，这里不能说没蒋介石个人“权力”因素的考量，例如在《动员戡乱时期》他的任期就不受宪法规范，但从现代国家的法理理论来看，蒋介石也是在全力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作努力，因为在他的心中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一个国家只有一部宪法、一个中央政府，这一点特别在外交层面上，他的作为就充分显示了宁愿面临困局，也要坚持原则的不可动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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