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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中央党部 |
中评社╱题：国民党在台乱局的历史肇因与现实困境 作者：洪扬（上海），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摘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国民党今日的结局，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国民党在90年代台湾开放领导人选举后，在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环境、社会问题和内部分裂等方面未能有效应对，导致其在岛内政治格局渐趋弱势。但同时国民党也为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平台与契机，并在促进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果。未来希冀国民党能够勇于面对现实困境，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在维系岛内重要政治版图的同时，努力将台湾从民进党启衅导致的两岸紧张困局中拉回到和平发展的正轨。
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初肇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百年老党之一。然而，在最近两次的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遭遇了惨败，党内分裂不断，面对民进党的步步紧逼，完全无法应对，只能节节败退。这其中的原因虽有其忽视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的客观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其内在先天不足的必然结果。
自1949年播迁至台，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施行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威权统治。直到1987年逐步解严后，台湾政制才慢慢向政党轮替的方向转变。这一进程的加速，可说是1990年代国民党高层实现政治转型的直接结果。
1991年，李登辉当选国民党主席。此后，李登辉开始逐步推动政治改革。1996年，台湾地区进行了首次普选，李登辉成功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逐渐崛起为一股全球力量的同时，台湾地区开始感受到来自经济、外交、军事等全方位的压力。在这段台湾面临着外部环境剧变的紧迫时期，李登辉领导下的国民党开始逐渐被“台独”思想所侵蚀。虽然这一思想在彼时的台湾社会仅初现影响力，但国民党内部未能及时形成对“台独”思想警惕的共识，反就此出现了内部分裂的情况。一部分国民党人主张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而另一部分国民党人则认为应优先追求维持现状。这种内部分裂导致国民党在两岸关系和对外政策上长期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
但国民党始终坚守着对“一中宪法”的支持，为维护两岸未来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一中宪法”的框架下，国民党与中国大陆展开了一系列对话和交流，见证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从1993年和1998年以民间形式达成的两次“汪辜会谈”，到2005年连战以国民党党主席身份促成的“胡连会”，再到2015年马英九在新加坡实现两岸现任领导人历史性会面的“习马会”，国民党在推动两岸对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都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尤其是在马英九执政八年期间，台湾地区与大陆签署了多达27项协议和共同意见，涉及经济合作、邮政业务、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①。这些努力表明国民党在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方面的积极姿态。
一言而概之，国民党在90年代台湾开放领导人选举后，在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环境、社会问题和内部分裂等方面未能有效应对，导致其在岛内政治格局渐趋弱势。但同时国民党也为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平台与契机，并在促进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果。可惜的是，国民党在当今台湾政治版图虽仍具一定影响力，却早不复当年盛况，甚至一度陷入运营危机而被民间戏称为“乞丐政党”。本文便将以90年代台湾开放领导人选举为分界点，以威权专政与政党轮替时期为背景，尝试探讨国民党当前在台乱局的历史肇因与现实困境。
威权专政的肇因 土改问题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败局已定后，分批次向台湾运送了大约3~5百万两的黄金，连同白银和外币共折合黄金超过1千万两，约等于目前的300亿美元②。虽然这部分财物并没有很多人想像中那么多，比如仅抗战时期中国的直接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更是高达5000亿美元。但有这笔财物在手，国民党便有了底气在台湾实施不少之前在大陆不愿意做，或者说想做却没能力做的事。土改即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的过程中，虽然成功减轻了一部分农民的负担，但也伤害了大量的台湾本地利益阶级，特别是地主阶层。
1947年颁布的《耕地三七五减租法》规定，减租率为农民所耕种土地的收益的三成、七成或五成，视土地的规模和性质而定③。这一政策的实施初步减轻了一部分农民的负担，但也锚定了削弱土地所有者收益的政策方向。1951年颁布的“公地放领”政策将公有土地放归农民，并规定必须实施“耕者有其田”制度，即所有的农民都必须拥有一定面积的土地。这一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削弱了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将土地的所有权从地主手中转移给了农民，为台湾的农村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1953年颁布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则进一步规定，土地价值应该按照土地的两年稻米产量的价格来确定，不允许将其它农作物算作土地产值的一部分。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土地所有者的收益进一步受到限制，使得许多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价值大幅度缩水。
同时，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国民党还采取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例如，强制使用股票和债券来代替现金交易，并利用对股票债券的提前高估来进一步压低土地实际价值，导致大部分台湾地主的土地价值被直接低估了十余倍，数代的财富积累一夕蒸发。
这些政策和手段的实施，伤害了大量的台湾本地利益阶级，特别是地主阶层。他们的土地财产和权利受到了限制和削弱，不少人甚至为此家破人亡。但由于当时台湾仍处于国民党威权统治之下，缺乏民主问责和公正的司法体系，这些受害者毫无反抗之力。
因此，土地改革固然带来了一些好处，减轻了一部分农民的负担，但也引发了不少潜在矛盾，如对土地价值的低估和农民对土地的低效利用等。这些问题对台湾的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台湾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即便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打开台湾政治版图我们仍可发现，所谓的绿营“票仓”几乎皆处于嘉义、台南、高雄等当年台湾本地大地主云集的传统农业区。这些大地主云集的地区因土地改革丧失了田产，原本就对国民党当局不满。同时，又因为地主的家世优渥，家中的社会关系与教育传统都是刚刚分到土地的普通农民所不能比拟的，故当地的高中以上学校里还是这些地主的子弟占多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国民党当局为支付地价发到地主们手中的股票突然大幅增值，但地主们仍然对国民党当年事实上的掠夺政策耿耿于怀。许多地主子弟在日后留美、留日的过程中接触了分离主义思想影响而向“台独”势力靠拢，而在当地任职的社会中坚又往往是这些地主子弟的亲朋故旧。今时今日，这部分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已拥有一股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而他们对国民党怀有的旧怨与不满也明显转化为了一股政治力量，正通过自身的资源和人脉干预并塑造台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影响着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和社会动态。
农会问题
台湾的农会起源于日殖时期的农会组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农会是台湾农村中的组织，其成立初衷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会的作用不断扩大，不仅负责与政府对接，还涉及到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等方面，称其为一个农村的微型政府亦不为过。
台湾农会的组织架构在《农会法》中有详细规定。每一个农会都有自己的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议事机构是农会的权力部门，采取合议制，拥有决策权和决定权。执行机构则是农会的行政部门，负责具体的工作执行。议事机构有权，执行机构有能，两者共同依法规范运作，行使自己的职责，并受到主管机关的监督。
这种组织架构与中国古代的“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伦理”的传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古代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政府机构通常由政府指派的官员领衔治理，即为流官。但在县以下的地方，则多由地方宗族领袖负责管理。这些地方宗族领袖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可以通过自己的势力控制当地的政治局面。这与台湾农会的组织结构相似，议事机构就像是地方宗族领袖，掌握着决策和决定权；而执行机构则像是官员，负责具体的工作执行。
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随着时间推移，农会逐渐被地方的一些富裕阶层所掌控。在国民党威权时期，为了控制台湾地方的政治局面，国民党开始进行有限度的地方选举，并通过对地主阶级国民党员的身份要求，给予他们高声望和正当性。这些地主们便可以通过自己在地方的影响力，轻而易举地控制农民的选举。比如，现今台湾政坛常提到的台中颜家、云林张家即是源自当年地主家的所谓地方派系。这些地主阶级成为了国民党的支持者，同时也掌握着台湾地方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成为了蓝营内的核心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农会逐渐失去了其代表农民利益的本质，成为了地方势力的工具。
当然，随着台湾社会的变化，这部分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力已呈渐趋衰落的态势。由于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台湾的农业经济逐渐式微，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受到了冲击。与此同时，台湾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也逐渐转变，不再受到地主阶级的影响。因此，这部分大地主的政治地位在台湾政治中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前文提到的台中颜家的颜宽恒，于2020年的“立委”选举及2022年的“立委”补选，在颜家用尽地方势力辅选的情况下依旧连续败北，被媒体惊呼“30年输给60天”，可为一佐证④。
这些大地主的后代迄今仍然保持着其父辈的思想和利益观念。作为在台耕耘上百年的传统地主阶级，这部分蓝营人士眼中只有自家在台的小利，对两岸共同的大义则根本没有兴趣。这也直接造成了当前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党内团结更是无从谈起。
资本开放
1960年代，美国停止了对台湾的各式援助，台湾的先军政策也随之被放弃，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台湾“反攻大陆”的最后希望。自此，国民党政府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在美援断绝的情况下，以台湾有限的土地面积养活数百万本地及随迁军民。
台湾这种狭小的地区想要发展经济，发展工业无疑是不二之选。而发展工业最快的方法，只能是招商引资。以1956年为例，当时国民党的党营企业贡献了全台56%以上的工业产值，国民党控制了诸如水、电、煤气、铁路、电信、石油、金属及化肥工业等关键部门。当时这些垄断性行业的工会都是由国民党严格控制的，比如工会秘书长必须是外省人、主席必须是本省人，且都必须是国民党员。这个时期的工会几乎没有工会职能，与其说是工会，不如说是国民党招募党员、选举动员的工具。
指望缺乏竞争的党营企业进一步发挥国际竞争力无疑是不现实的。为了提高工业产值，许多原本由党营垄断的关键产业开始向外资及私人开放。外资的进入迫使台湾工会的传统规则出现了根本上的松动，可以说正是由于外资的进入才使得国民党失去了对工会的控制。
同时，随着外资的进入，台湾本土企业也开始蓬勃发展。此时，台湾人发现，台湾的落后、保守的“法律”非但无法帮助他们获得国际竞争力，反而变成了阻力。当时台湾“立法会”的议员皆是来自大陆的终身议员，即所谓“万年国会”。这些数十年霸占席位不放的议员很多人根本不懂经济，更无法抵抗时代的大潮。不得已，国民党只得开放了几个懂经济的议员进入国会，之后更在1991年12月31日彻底废止了“万年国会”。本土精英参政的口子自此便正式打开了，这部分本地精英一方面因当年的土改而长期暗地仇视国民党，一方面又因经济开放而从当年土改所获的股票中大量得利。此后，台湾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经济进步的同时伴随着更高频率的社会运动，本土精英开始裹挟民意要求国民党在政治、经济上做更进一步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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