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虽然两党就“合作抗日”事宜始终没有中断秘密接触，但公开的军事冲突也同样始终存在。而且，秘密谈判的条件也常常因公开交战的结果而有所变化。如1936年10月，因红军之西路军在“宁夏战役”惨败，国民政府提出的合作条件也变得更加苛刻，不但要求“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也只能“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而在11月胡宗南的一个整旅被歼后，陈立夫亦带来了新的合作条件：红军可保留至3万人。简言之，秘密合作谈判与公开武力冲突并存的状况，自1935年底开始，大约持续了一年有余，二者互相牵制也互相促成；直至“西安事变”爆发，这种双线并存的情况才被打破。
事变后，蒋介石改换策略，企图成立新党加入共产国际
“西安事变”后，关于国共合作，国民政府方面有了新的考虑。这种考虑就是：如何通过与延安的合作，更多地争取苏联的支持。所以，在1937年3月26日，蒋介石竟对周恩来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的惊人话语。据《周恩来传》：
“他（蒋介石）这次谈话中着重的主题是：要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他这样表示：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譬如红军的改编后的人数，蒋介石表示“都是细节，容易解决”。蒋不谈“两党合作”，而要求共产党“同他个人合作”，究其原因，至少有二。其一，蒋介石此时正在谋划另设“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取代丧失了号召力的国民党——陈立夫曾建议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前面冠以“中国国民党”字样，结果被蒋痛骂：“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由此不难看出蒋对“国民党”号召力的悲观判断。
其二，蒋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将中共纳入以自己为领袖的新党之中的方式，变相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并进而使这一新党，取代中共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1937年6月4日，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再次面谈。据周恩来的汇报总结，蒋在会谈中的主要意见是：
“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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