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摩擦事例频繁发生，而日本社会「厌华」情绪在两国之间发生的一连串正面冲撞事件中都有十分明显的表现，其中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表现最为突出。「厌华」情绪认为，中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方错误言行的批评是对日本国家的「无休止的轻蔑」，是在对日外交上「打历史牌」；中方提出的要求日本领导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学校使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以及要求日本拒绝向台独势力的总代表李登辉发放赴日签证等是「公然干涉日本内政」；中国国内进行的多数爱国主义教育是「反日教育」，中国国内「充满浓厚的反日情绪」；中国对日本多年来提供大规模政府日圆贷款和对华经济援助「甚少宣传」；中国对台不放弃武力对日本的海上通道和亚太地区安全形成了「重大威胁」；中国政府在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持「消极态度」并倾向实施「打压」政策。持有这些不满情绪的人公开主张，日本政府应以强硬姿态顶住来自「中国的政治压力」，使中日政治关系走出过去的「不平等困境」，实现「正常化」。
与此相反，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对华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道理，而且还构成了引发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的重要因素。因为从中国的立场上来讲，当前日本「厌华」情绪的扩散是冷战后日本社会「右倾化」的重要表现。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不仅缺乏诚意，而且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更是一种「倒退」的表现。中日两国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对立完全是由「日方挑起的」，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多数也起因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因此，日本方面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并应首先迈出改善中日关系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不仅相互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两者在内容上有难以弥合的差异。从中日政治关系的现状看，这种差异还在不断扩大。就日本方面的情况而言，如果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国内的上述对华不满情绪仍主要来自反华势力的话，那么在当今的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年人中，对华不满情绪拥有相当的市场并且呈现不断扩大之势。日本「厌华」情绪之所以能不断扩散，与冷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左翼政党和主张对华友好的政治力量的大幅度萎缩，使「厌华」情绪的膨胀失去了政治上的制衡力量等有直接关系。从目前形势看，日本国内缺乏推动在「历史间题」上与中国达成共识的政治意愿和力量。如果今后「历史问题」持续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那么「厌华」情绪的扩散将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
危机意识的表面化影响中日关系
强烈的危机意识是日本国民对外认识上显示出来的重要特征，也是推动日本对华观念发生变化的认识上的深层根源之一。因为不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现实状况来观察，日本堪称是东亚各国中危机意识最强烈的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每当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日本国内强烈的危机意识就会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形式是明确树立战略假想敌；另一种形式是极力强调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烈的国家危机意识曾先后驱使日本将中国、俄罗斯、前苏联以及美国等国家视为战略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最终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变成了日本真实的战争对手。与此同时，在强烈的危机感和假想敌观念的刺激下，日本社会的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得以迅速膨胀，要求保护和扩张日本国家利益的呼声也随即高涨，最终为军国主义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有利的内部条件。
二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变化虽然使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微小，但它却无法改变日本民族对外认识上时而凸现的强烈的危机和忧患意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面临的许多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内外因素，诸如：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犯罪率和失业率的上升、美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与信息技术的领先、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朝鲜的导弹与核武器开发、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进程和海上军事活动以及海洋调查行动等等，都在日本媒体不同程度的渲染下，强烈地刺激着日本国内危机意识的表面化。
从总体上看，日本国内危机意识的急剧上升并非完全由「中国因素」引发，所以它的影响也不会仅仅限于日本社会的对华感情。但是，如果从地缘政治和「中国崛起」在当今世界引起的巨大震动来看，日本国内危机意识的高涨无疑是促使日本社会对华感情发生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仅如此，这种危机意识与「恐华」心理和「厌华」情绪在更深层次上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当代日本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刺激效应等，将对未来的中日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中国对此应密切关注。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5年2月号，总第8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