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他们回忆当年从头哭到尾
杨显惠每年集中三四个月寻找那些孤儿，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和临洮，在一个孤儿的带领下，他每天早早地就出去采访。有时候聊了一天也没有搜集到什么好的材料，更多的时候则是扑空，没有找到当事人。3年的采访，让杨显惠对那里的一山一水都非常熟悉。哪里有个沟，哪里有个坎，哪里有棵老树，哪里有块草坪，都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也成了他写书时的素材。
记：在采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压力？
杨：基本上还算顺利，没人给我施加过压力。我做的采访都是在民间进行的，没有接触任何官方部门，我也知道他们不会提供什么资料给我。我家人也没给我什么压力，刚开始他们不同意我写，他们说你写得又不愉快，总是抹眼泪，就不要写了，但后来也不管我了。
记：在采访搜集这些故事时，你是什么心情？
杨：超出想像，他们跟我讲的一些故事真的是怎么想都想不到的。他们处于一种绝境的状况，面对亲人一个一个离去，那些孤儿要承受怎样的痛苦，他们又怎么去面对当时的那种情境？尽管采访前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我听到他们讲的这些故事时，心里依然非常震撼。他们在回忆当时发生的事情时也是从头哭到尾，有时讲不下去了我就转移话题，等他们情绪稳定了再讲。
记：这些故事你都写进书里了吗？
杨：采访了150多个人，平均每个人都讲述了一到两件事，而书中写的10多篇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在《上海文艺》连载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小媳妇的故事，但《上海文艺》主编陈思和没有发，不是因为不能发，而是他心里接受不了这样的故事。那是一个孤儿跟我讲的他们村子里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姑娘嫁到婆家后没多久，丈夫就出去讨饭去了，很久没回来，公公就说：“你把我儿子撵出去了，现在我家也没粮食吃了，你回娘家吧。”娘家也没吃的，哥嫂就撵她走，说：“我闺女也饿死了，哪有东西给你吃。”这个姑娘从村子出去的时候，在一条山沟里找到自己侄女的尸体，她把侄女的肉剥下来烤着吃。有村里人经过发现了，就把她绑在树上打，说她吃人吃到娘家来了。最后没几天，这个女的就饿死了。
我听到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是这些孤儿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的。我还听到某个村最后活下来的人都是靠吃人活下来的。文学要写出美感，要给人以震撼但又不能让人恶心，要化腐朽为神奇，但不能越过美的界限，所以很多故事我留在自己的抽屉里。
◎写作时：像被枪击中一样人会呆住
在写作的过程中，杨显惠整日“以泪洗面”，有时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了，要坐很长时间，抹很长时间的眼泪，才能让自己静下心来。朋友来访也不能谈写作的事情，一讲情绪就会发生变化，有时控制不住眼泪就出来了。杨显惠不会用电脑，书稿都是妻子或女儿帮着打印，她们在打印的过程中，眼泪也经常哗哗地流下来。而即使要在这样的境况中煎熬，杨显惠却没有想要拿出来发表，他只是觉得应该把这些真实的东西记录下来，哪怕永远放在抽屉里，他也会去做。
记：写作时，等于把痛苦再咀嚼一遍，会不会很难下笔？
杨：有人说看到这些故事会毛骨悚然，但我在写的时候就不是毛骨悚然，而是像被枪击中一样，子弹穿过时的一刹那，人会呆住。我把全书分为三大块，每一块集中在两三个月内写完，这两三个月内，我都难以从那种氛围中解脱出来。所以集中写五六篇，然后就出去走走看看，使自己从中间解脱出来。
记：关于那段历史，很多东西已经被湮没了，恢复对这些历史故事的记忆，对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
杨：我之所以要把读者重新拉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只是出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我们有幸福美好的今天，但在几十年前，这块土地上却发生过让人心痛的事情，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我知道80后的人是不会看我的书的，但年龄和我一样大的人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过去。
记：历史真相正迅速消失，尤其是亲历者的感情和温度，不记录就难以恢复。你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吗？
杨：我只是通过文学的方法记录饥荒是怎么发生的，人是怎么饿死的，孤儿是怎么抢救的，基本上是从文学审美角度去叙述的，表达的也只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几年农民的生存状况。但要真正记住历史，需要非常严密的记录，而这应该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去做的事情。但很可惜，现在大学和科学院所的专家们几乎没有人来做这些事。在文学界，不单我在做，甘肃的两位作家也在写这方面的题材，比如出版的有王吉泰的《黑霜》和《引洮梦》。
记：你有没有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哪些历史记忆是你最想记录和恢复的？
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题材我不会去写了，但我还会坚持去写农民。接下来我会写一本关于河西走廊移民的书。经过这么多年在定西的走访，我对那块地域比较熟悉了，瞭解他们的生活也很方便。这些移民有一二十万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迁徙的，我想记录下他们的真实故事，从而在比较广阔的面上表现西北农民的生存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