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高老头》结尾的附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译 一九五一年七月重译 一九六三年九月重改”。一部经典译著就是这样一遍遍译出来，又一遍遍改出来的。
如今我们用电脑软件写作，修改词句，调换段落，删节或增补内容，一动鼠标就行，真是太方便了，可你想像一下当年老一辈作家如何埋头爬格子、誊稿子，傅雷之“苦不堪言”便可想而知，幸亏他还有位贤妻常帮他抄抄写写，省了他不少功夫。
文学翻译不仅难在生词多、句型复杂，也难在西方作品里的哲学观点或宗教思想不是我们东方人所能轻易理解。傅雷就亲自感受到这一点。巴尔扎克有的小说哲学味特别浓，傅雷说他花了很大的劲才勉强读完，觉得其神秘的玄学气息不容易接受，至多是瞭解而已，谈不上欣赏和共鸣。可又要准确通顺地译出来，他就得“花很大的耐性”去读几部研究巴尔扎克小说的论著。这显然也是一种苦，又怎能躲过呢？
翻译苦，等译书问世也苦。傅雷常焦急地等儿子从国外寄来新灌的唱片，如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等，可总是不能及时收到，他感慨说：“我译的书是千呼万唤印不出，你的唱片是千呼万唤寄不来。”他这短短一句话，显然也是“苦不堪言”。笔者有此体会，一部译稿先后在三个出版社共存了十二年之久，最后承蒙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重要作品出版，真是“千呼万唤”啊，不过幸好还是印出来了。
傅雷一生过得辛苦，文学翻译辛苦，不得不参加一些不愉快的社会活动也很辛苦，最后不得不早离人世自然已不是辛苦不辛苦的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然而，他一生也过得快乐。他在有书可译时感到快乐，在给儿子写信时感到快乐，儿子则在演奏钢琴时感到快乐。他对傅聪说：“只有工作才快乐，大概我们一家都是这个脾气。”“工作对我来说变成一种激情，一种狂热，只有拼命工作才能对我有所裨益。”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厚厚四大卷，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傅雷以四年时间翻译了这部百万字巨著。他在翻译过程中常像音乐家克利斯朵夫一样充满欢乐，并在《译者弁言》摘引了他的这一段话：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一切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
傅雷一生捱苦受难，因为文学创造而有了欢乐。
他闭门译述，一生孤独，但他说：“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正因为他有多元的文化，有丰富的精神思想，所以他是快乐的，能始终耳闻江声浩荡，眼见太阳普照大地。（来源：大公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