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直接影响中东战略 美国方寸大乱
1、表态一日三变 美国最终放弃穆巴拉克
埃及骚乱的17天中，局势的发生、发展和风云变幻的速度远远出乎白宫预想，美国政治决策圈的“尴尬”已让人见怪不怪了。《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很形象地形容说：“白宫在和埃及局势的变化赛跑。”北京时间上周五（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乘机离开华盛顿参加欧洲安全会议时，埃及局势已趋稳定，埃及政府已经开始和反政府抗议代表进行谈判，当周六（5日）希拉里飞机落地时，形势又开始急转直下。也正是因为埃及局势的风云变化，使得美国政治决策圈的表态前后不一，充满戏剧性。埃及骚乱伊始，奥巴马称埃及在很多重要问题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穆巴拉克在中东问题上为美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副总统、同时也是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参与者拜登旗帜鲜明地表示，穆巴拉克不是独裁者，现在不是他该下台的时候。拜登说，穆巴拉克在许多事务上一直是美国的盟友。（湖北《长江日报》）
接下来的抗议规模让人始料不及。面对开始失控的局势，白宫5日转而表态呼吁埃及当权者“立即开始有序的权力移交”。在白宫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白宫发言人吉布斯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立即进行权力移交的意思是不是意味着白宫要求穆巴拉克立即下台？”当天美国媒体几乎众口一辞地报道称，白宫暗示穆巴拉克应该立即辞职。（北京《中国青年报》）
其后，美国更跟反对派领袖巴拉迪直接接触，国防部长盖茨又与埃及国防部长坦塔维接通热线，躲过10次暗杀的穆巴拉克其实该知道多年盟友美国这次不力挺，已经大势已去，（《香港商报》）
穆巴拉克在10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声明拒绝辞职后，奥巴马立即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协商对策。尤其是穆巴拉克表示“不会屈服于国外强权”，并正面拒绝立即解除紧急戒严令等美国的要求后，美国显得措手不及。奥巴马会后发表声明说：“埃及政府的权力交接是否马上进行、是否有意义和充分尚不明确。埃及政府为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应揭示可信赖、具体而明确的权力移交途径，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此次声明语气异常强硬，反映了美国政府不愉快的心情。（上海东方网）
2、冲击美埃关系 美国“大中东战略”受考验
埃及政局的动荡之所以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是因为埃及是中东地区有特殊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人口达8000万。更重要的是，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温和世俗的代表，是基督教世界抵御伊斯兰原教旨激进势力扩张的桥头堡。现在穆巴拉克走了，这个政治强人离开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如何填补，不仅关系到埃及未来的走向，对整个中东局势及美国中东外交策略、布局都有重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全世界的战略格局划分。
埃及是美国的最重要的盟国之一，也是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从美国那里得到约20亿美元的援助。对于此番埃及政局动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心态很矛盾，一方面是希望埃及变革和民主的早日到来；另一方面，埃及“真正民主了”，如果极端势力和宗教党派上台，那么美国与埃及的关系将受到损害。（北京环球网）
穆巴拉克谢幕，一方面，将直接冲击美国的“大中东战略”。如埃及出现“新面孔”乃至“激进化”、“伊朗化”，美国将丧失一个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届时“听美国话的”国家将越来越少，“不听美国话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在中东的“主导权”将被侵蚀。美国唯恐“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掌权，奥巴马总统称“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反美意识形态，并指其“虽很有组织，却缺乏群众基础。”此外，美国在中东的反恐“大业”面临挑战，埃及乱局及其蔓延使得宗教极端势力趁机滋长，“基地”组织及其阿拉伯半岛分支在也门等地蠢蠢欲动、企图浑水摸鱼。
“大中东”目前仍为美国的地缘战略之重，美国在“大中东”的利益依次包括：反恐；维护以色列的安全；遏制伊朗；收拾伊拉克与阿富汗“残局”；推进“民主价值观”。而从美国对埃及事变前后态度的微妙变化也可看出，事实上现实的利害关系要远比“民主”高调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美国将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大计”面临新变数。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力争早日摆脱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梦魇”，将主要精力由“反恐”转向“应对崛起大国”，并为此极力推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2010年美国“抓住机遇”、“如火如荼”地东移亚太，2011年美国原准备“再接再厉”地“大干一场”，但现如今埃及骤生变局、“大中东”又出“新乱子”，美国唯恐埃及亲美政权垮台与反美、反以政权上台，阿拉伯国家温和派失势与激进派、强硬派得势，将不得不花更大精力应对中东乱局；美国“东移亚太”恐被打乱“节奏”、难以顺利推进。（《瞭望》新闻周刊）
3、美国受害最大 削弱阿拉伯世界影响力
有一点可以断定，不论最终局势如何演变，新一代埃及执政者对美国的态度将较穆巴拉克冷淡，这不仅因为示威者中弥漫的反美反以情绪，也因为在整个事件中，曾得到穆巴拉克大力支持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令人难堪的矛盾态度，这也足以令任何继承穆巴拉克地位的埃及新领导人，重新审视埃及和美国的关系。（南海网）
不论如何，尘埃落定以后，读者或许会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这次埃及事变的最大受害者。一如下述，美国外交可能在至少四个层面遇到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第一、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将被削弱。近四十年来，西方世界得以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正是凭藉持续扶持阿拉伯各国的保守政权所致。近十年，西方针对伊斯兰教极端组织的反恐怖战争，也得益于伊斯兰教稳健派的呼应和支持。
第二、始自纳赛尔，以至穆巴拉克，具有军事背景的强人政权是唯一可以在埃及抵制伊斯兰教势力的力量。历届政府均不遗余力地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如今穆氏政权在兄弟会的强力反制下垮台，足证其原先执行的镇压政策之谬误，则确立了其对立面政治主张的正当性，其势力益发不可抵挡。
第三、以往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在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爆发过四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自萨达特总统执政后期开始，与以色列和解，穆巴拉克总统萧规曹随，同以色列和平相处。这才保障了其后近四十年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特拉维夫心目中，华府之所以在节骨眼不支撑穆氏政权，说明美国首要考虑问题中不包括中东和平，或者表示华府决策机制存在大问题。今后特拉维夫作为战略因应手段，必然加强战备，并以更加警惕的眼光，密切注视周边国家的动态。自此中东地区进入多事之秋矣，不待智者而决。
第四，对西方世界而言，今后解决伊朗核问题可能面临更大的难度。今后美国要强化对伊朗核问题的立场，恐怕再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在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内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了。换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要旋紧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的螺丝时，就国际社会的配合而言，可能不像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新加坡《联合早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