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力过度集中 足协已成腐败温床
1、南谢接连落马 足协成经济犯罪高发区
“南勇进去了，谢亚龙还会远吗？”一语成谶，中国足坛的扫赌反黑风暴终于让谨小慎微、平庸“低调”的前足协掌门人谢亚龙“落网”，同时被立案侦查的还有原国足领队蔚少辉、原技术部主任李冬生。这场空前的风暴或许还将延续，谢亚龙的倒掉也再次见证中国足协难以洗刷的“体制原罪”。（北京《瞭望东方周刊》周刊）
中国足球协会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中国足球每况愈下，公众和媒体总是对“中国足协”怨声载道。事实上，足协只是相对较虚的机构，其主要作用是在足球外交中跟其他国家的足协对接身份。真正管理着足球事务、决定着足球战略的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个正局级的行政机构。在足球的计划经济年代，足管中心只是一个普通的行政“衙门”，与商业利益牵涉很少。从1994年开始，中国足球走向市场，职业联赛横空出世，足管中心不但是行政主管部门，也成了掌握着优厚资源的市场主体。
足球的社会关注度猛增，职业联赛和国家队的商业价值飞升，足管中心掌管的生意越做越大。此刻，足球管理体制本应向官商分体、管办分离的方向转化，然而体制的变革并没有及时发生，足管中心渐渐成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混合体。它像商人一样在市场中攫取厚利，又像官员一样拥有无上的权力。在它的主导下，一套畸形的游戏规则逐渐成形，一切都暗箱操作，一切都不受监督，正常的商务开发成了足球官员寻租的沃土，联赛的广告招商、国家队的商业比赛无不黑幕重重，而一些原本属于足球业务范畴的事项，也被设置成权钱交易的筹码：要么是安插裁判操纵比赛结果，要么是明码标价售卖国脚资格。当关于足球的决定主要从个人私利出发的时候，足球的溃烂已不可避免：假球泛滥、联赛贬值、国家队一败涂地，都成了早已注定的结果。 （《北京青年报》）
2、足协结出怪胎 高官接连落马情理之中
谢亚龙当政的那段日子，假球、黑哨甚至赌球传闻从来都没有平息过，但中国足协一如既往，始终无所作为。令人费解的是，像谢亚龙这样的人，在足协下课后，居然还得到了中体产业董事长这个年薪百万的职位。谢亚龙没把中国足球搞上去，倒把自己的待遇搞上去了。（辽宁《半岛晨报》）
谢亚龙权力有多大？他可以控制国内任何比赛的胜负，可以为运动员入选国家队资格明码标价，可以带头赌球。甚至可以在2008年初央视足球之夜节目给他打出“不及格”分数时，封杀央视的足球报道！用行政绝对集权的方式管理职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的足球，不但违背职业足球管理规律，也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绝对的权力，最终导致黑金、黑哨、假球在这个行业大行其道。（《湖南日报》）
平心而论，谢亚龙只是中国足协这个四不像的畸形体制下结出的又一怪胎，换个张亚龙李亚龙，也无济于事。在中国，市场化运作的职业联赛只能受制于陈腐的官僚主义体制，足协不是服务于联赛，而是反过来以种种手段钳制联赛发展。联赛是国家队的基础，但每一届的官员却都因为追求短时间内的政绩效果而置联赛利益与足球水平基础培养于不顾，最终只能鶏飞蛋打，自咽苦果。
在体制内，中国足协得以以市场手段来行事，以经营方式大量聚敛金钱；在市场内，足协又披上了政府部门的外衣，以体制内的好处来“绑架”市场。种种好处兼而享之的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如此一来，面对几乎是唾手可得、风险又看来可估的金钱诱惑，足协的诸位高官纷纷落马，其实也是情理中事。（广东《南方人物周刊》）
3、扫黑迎来高潮 高检介入谢亚龙专案组
人们最为关注的不是谢亚龙本身，而是他究竟会让“反黑”乃至“反腐”风暴如何结尾。原来的中国足球已经烂到根子上了，现在人们更想知道的是，中国足球还能翻出多少腐败的旧账。（《辽宁日报》）
谢亚龙案到底还会牵出多少人，目前仍是未知数。不过，日前从渖阳方面传来确切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员已经抵达了渖阳，并加入谢亚龙专案组。这也意味着，打黑行动仍有可能往纵深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何在此时突然介入谢亚龙专案组？对此，法律界人士分析，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只有影响力巨大的案子、涉及到全国的案子，最高检才会介入。其次，涉案金额过大，涉及人员的范围广；第三，谢亚龙的案子涉及国家机密。这种情况下，由最高检以介入专案组的方式来完成地方检察院可能无法完成的工作。”（河北《燕赵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