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药家鑫案判死与否 司法对决民意
1、关注药家鑫案 老百姓患上“司法焦虑症”
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药家鑫案迎来了第三波舆情高潮：4月14日媒体报道，法院向旁听人员征求量刑意见引争议，受害者代理人张显向西安中院提出，坚决反对在此案中“问卷调查作为量刑参考”。（北京《法制日报》）
其实，判长宣布此案将“择日宣判”后，社会的关注度依然不减，“杀还是不杀”的问题成了热议焦点。当个案演变为公共事件，司法便难逃受舆论关注的命运。从被害人家属到大多数网民跟帖，舆论站在了被告人的对立面，这种直接诉诸“死刑立即执行”的情绪，甚至对辩护律师进行语言攻击的网民行动，虽然凸显出主流民意法治文化的缺失，但也隐含着人们对司法结果的不信任。（上海《新民晚报》）
2、最终是否判死 民意成了药家鑫挡箭牌
从3月23日开始，媒体报道和舆论焦点就集中在了药家鑫如何领刑上，坊间对死缓还是死刑立即执行的争论持续不断。而法庭向旁听人员征求意见，显然又犯了方向性错误。一方面，问卷调查的对象限于旁听公民，并非随机抽选，而这些对象中有来自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音乐学院等4所高校的四百余名师生，还有当事人亲属，其立场不可能中立；另一方面，问卷调查针对的是量刑，而量刑比定罪更为专业、复杂，即便西方陪审团制度也只赋予陪审人员对“被告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判断的权利，而如何量刑是专属法官的“技术活”。正因为如此，该案第三波舆情才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法院。（北京《法制日报》）
不过，西安中院的法官们智商应该不低，他们哪会不清楚其中的利弊。因此，这样的做法，更是由不得人联想翩翩了：此举是否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使出的妙招，事先为自己找好一个民意的幌子，做了一个挡箭牌：一旦药案审判结果引起争议，法院就能理由堂皇地说：“我们事先专门征求过民意，我们的判决都是民意的结果。”呵呵，一句“尊重民意”足以让审判者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立于不败之地。（广东《深圳商报》）
法院的审判如何面对民意？舆论洪流之下，这是法院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洪道德看来，当庭发放调查问卷是法院主动找社会干扰的表现：“如果当事双方最后达成了和解，因而药家鑫可以免死，但调查结果却显示，99%的人都赞成死刑，那法院要如何判案？”
这也揭示了法院不得不面对的网络民意。如果看看腾讯网的调查结果，民意如何就可一目了然。截至4月5日下午5点，超过10万人赞成应该判处药家鑫死刑，只有5000多人认为不该判死刑。（上海《第一财经日报》）
3、无论“民意”如何 司法必须独立判决药案
一起杀人案居然能够持续触动公众神经这么长时间的，并不多见。以往能够激起公众强烈反应的公共事件，其主角往往非富即贵，比如欺实马，比如李刚门。要么就是涉及到敏感领域，如唐福珍案、钓鱼执法、钱云会案。但药家鑫并非官富二代，他的案子之所以影响这么大，不外乎其大学生身份与杀人的动机和残忍程度形成强烈反差，令人匪夷所思。
应该说，这样的案子能引起公众大讨论，是好事儿。最起码它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我们的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在除智力教育以外的诸如道德、法制、生命价值及平等理念等方面存在多么大的缺失，这样的缺失对社会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影响有多大。以及，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学校道德、法制教育与适应社会经济转型和面向未来的需要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学校、家庭、社会三方教育无法形成合力对整个社会肌体的损害已愈发严重，等等。（上海解放网）
这些天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呼吁为药家鑫免除死刑，其中一些各领域专家或名人的观点格外引人注意，他们所持的理由无非有二：一是药家鑫性格与做法的背后成因复杂，不能将责任全归于药家鑫一人，药也并非社会渣滓；二就是反对死刑，并声称不只针对药家鑫。坦白说，这样的理由不成立。谁能说说，哪个杀人犯不是被或教育或社会或家庭给毁了？其他被判死刑的杀人犯都是社会渣滓？药家鑫到底特殊在哪儿？他哪个地方高人一等？至于以反对死刑为由为药家鑫呼吁的，更是可笑。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死刑制度尚未废除的情况下，如果法律认定药应该判死刑，那他就必须死！这和对死刑的态度没有半毛钱关系，八竿子打不着。（湖南红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