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买方需求和卖方需求之间，除去基于自愿原则的送养外，中介在其中架起了更为便捷的买卖桥梁，在利益驱使之下，不少人干起了拐卖人口的买卖。阮齐林称，在人口买卖市场中，往往男丁需求更高也更贵，因合法的收养途径总是很难收养男孩，其背后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一些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总是想要、需要一个男孩传宗接代继承田产和家业。”阮齐林说。
南都记者关注到，在郭刚堂寻子事件中，儿子郭新振的养父母也正是有了两个女儿之后，仍然选择从人贩子那里买来郭新振。据媒体报道，养父母待郭新振视如己出，两个姐姐之后支持养子于城中购置房车。
阮齐林提醒，尽管养父母往往因各种需求在拐卖人口案中靠买卖得到孩子，但实践中“收养”和“收买”的边界难以把握。他告诉南都，在过往的地方民俗中，出于自愿原则的家庭送养也会有金钱往来，因此是否有金钱交易幷不是判断拐卖的关键因素，而在一般的买卖市场中，中介也幷不会称孩子是拐来的，人贩子总会有一套漂亮的说辞，将其包装为送养或捡到的孩子，因而很多养父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都将孩子作为“收养”而非“收买”来养育。
“尤其是很多养父母对孩子视如己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法律。”阮齐林向南都分析，考虑到养父母承担养育责任，孩子与养父母有深厚的感情，“人心都是肉长的，养的孩子不再是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是人财两空，很少有人再往伤口上撒盐。”阮齐林称，缘于此，监管部门和亲生父母往往不会选择对养父母追责，就算真的有人追责买方，在法律实践中法官会考虑人情伦理等因素酌情轻判。“买方最高只会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惩罚非常轻微。”阮齐林说。
不忍或对追究刑责有所顾虑，是孩子被拐家庭的真实写照。在"梅姨案"中儿子同样被拐卖的申军良曾对媒体表示，儿子申聪找回后与养父母保持联系，儿子也表示不会忘记养父母的养育之恩，申军良坦言，在找到孩子前总想着让养父母坐牢，但后来找到孩子又有了新的顾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