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现实也最理智的做法，就是活在当下，面向未来，而不是纠缠过去。如果总是去揭过去的伤疤，只会让往后余生也血流不止。不管怎么样，这么大的坎儿都已经走过来了，孩子能找到也是最好的结果了，其他还有什么问题能比这些更大、更难解决的呢？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不幸，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其实，对于这类案件的当事人来说，在寻亲成功后，往往都会做出类似的选择。“梅姨案”寻亲者申军良找到孩子一年多，儿子申聪至今也没和养父母断了联系，孩子也表示不会轻易忘记“养育之恩”。而申军良也表示过：“找孩子的时候，我想的就是找到后一定要让养父母也坐牢。”但一旦找到了孩子，一旦孩子说出“能不能不追究养父母责任”，他又怎么能拒绝呢？人贩子必须严惩不贷，养父母岂能说断就断？
法理不外乎人情，买卖儿童是犯罪，但为什么刑法上先后会有这样的规定：“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我想一是因为考虑到养父母子女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二来也是因为“买卖同罪”虽然在道理和道义上正确，但在现实中，却很可能会增加寻亲认亲的难度。而且，在现有的正规媒体报道中，我们似乎还没有明确看到郭新振养父母当初“买子”的事实，在谴责之前，至少也要先确认吧。
虽然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但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如果郭新振被拐后，不是被卖给现在的养父母家，而是卖给更贫苦或更难找到的人家，甚至沦入更惨的境地，又当如何？这会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还有，我们能拿现在的法治观念，刻舟求剑地去套当时人的法律认知吗？正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所言：“每当你想批评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幷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