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起家庭的悲剧，也推动了国家立法的进程。在郭振被拐的1997年，国家对《刑法》进行系统修订，第240条规定拐卖儿童三个量刑档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幷处罚金；拐卖妇女、儿童，有8种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幷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幷处没收财产。
随后几年，被拐儿童数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与整个家庭的破败相比，这次法律修改，一度被诟病为责罚太轻，犯罪代价太小。
由于被拐儿童大部分被人贩子转手倒卖，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这意味着购买被拐儿童的行为拟一律被追刑责。
根据公安部刑侦局官方平台团圆——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所给出的数据，从2016年5月到2017年5月，平台共发布失踪信息1317人，被拐40人——约为90年代的1%。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部分人贩子，比如涉嫌9起拐卖案件、有孩子就收，绰号“梅姨”的人间恶魔仍然逍遥法外。
网络时代，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郭父成功寻子，与其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布相关信息、视频、直播不无关系。今年初，同是山东老乡的拉面哥在抖音大火，郭父便联系到拉面哥，后者通过各种线上渠道帮郭父寻找孩子，立下汗马功劳。“宝贝回家”通过发布抖音视频，帮助100多个人重新找到了回家的路。公安部“团圆”平台找回率达到98%。截至2020上半年，腾讯、今日头条等移动平台积极发布儿童失踪消息4500余条，找回4385人。
当科技真正服务社会，便不会存在“科技有无用”这样的争论。
“孩子找到了，以后就只剩下高兴的事情了。”郭父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孩子找到了，郭父的漫漫寻子路告一段落。但与此同时，主编认为，相关追责工作也应该马上开展，24年前这场人祸，我们要找到那个拐卖孩子的人，也要找到那个购买孩子的人。
警钟长鸣。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在被拐儿童数量尚未归零之时，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来源：潇湘晨报 撰文|陈自强 主编|王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