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决定》明确了将配套支持措施和三孩生育政策作为一个整体组合提出，要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认为，这次优化生育政策，不仅仅是简单从二孩到三孩的数量调整，更重要的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的综合性的大政策。”成德宁认为，要实现优化生育政策目标，不仅仅是政策上放开三孩，而是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显着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样才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切实解决育龄夫妇的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
“‘三孩政策’能否起到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关键就在于其他配套支持措施的实施和生育友好社会环境的构建，推动生育政策与产业、税收、社保、住房、教育等其他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增强公共政策对生育更广泛的包容性。”杨舸说。
在宋健看来，相比2013年的“单独二孩”和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本轮政策调整力度更大，涵盖范围更全面，其中涉及的教育、医疗、住房、税收、就业等政策，几乎覆盖了基本民生的全部内容，必将以点带面撬动整个民生领域补短板。
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将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一揽子惠民政策合力破解“不愿生”“生不起”“养不起”难题
人们普遍关心有什么样的支持措施来减轻生养子女的家庭负担。《决定》第六部分围绕“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出了一揽子举措。比如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持续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适当延长在园时长或提供托管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等。
工作家庭冲突困境是影响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决定》提出的一大举措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成德宁认为，这一举措贯彻性别平等的理念，着力扭转育儿是女性专责的观念，对于防止就业中的女性歧视意义重大。如果假期用工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只有母亲有育儿假，会造成企业不愿意雇佣女性劳动力，从而产生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据来自欧洲国家的研究显示，父亲在育儿和家务方面承担份额的提升对生育水平起正向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