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丹表示，我国的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快，劳动参与率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长期积极应对老龄化，更离不开女性的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在生育政策逐步宽松的状态下，一定要防止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防止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过快下滑，保持女性发展不断进步，社会性别平等不断推进的良好态势。
“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应当具有统筹衔接，协调一致的政策导向，帮助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从家庭内部鼓励爸爸参与、代际支持，从家庭外部提供托育服务和育儿指导。”贺丹说。
宋健教授认为，一方面，“普降三育成本”是提振生育水平的经济助力，涉及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以及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减轻家庭育儿的总成本，使孩子“生得出、养得起、教得好”。而“促进性别平等”是提振生育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女性虽然是生育的主体，但孩子的养育和教育需要整个家庭和全社会的辅助，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消除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
宋健表示，实施“三孩+配套”政策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政策不断优化完善的延续，是2013年以来“全面两孩”政策的进一步宽松化，是补足民生短板提纲挈领的重要举措，对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和推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意义深远。（来源：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耿兴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