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人就今冬明春能源保供问题回应称，将按价格政策合理疏导发电成本，严格落实燃煤发电“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让更多电量进入市场交易，不得对市场价格在合理范围内的正常浮动进行不正当干预，让价格合理反映电力供需和成本变化。
“不得对市场价格在合理范围内的正常浮动进行不正当干预”的主语是谁，值得思索。
在此次电荒出现之后，各地开始陆续出台政策，上海市在9月用新的政策取消了上述“不得上浮”的规定，内蒙古、湖南等地也出台政策，对上网电价的浮动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开始在国家规定的浮动空间内充分挖掘的浮动潜能，多家媒体在报道时，用了“允许”一词形容地方政府的举措，也为市场化机制添上了一个无奈的注脚。
地方政府对上网电价的高度敏感不无道理。对于工商企业用户而言，终端电价与上网电价息息相关，最终的电价成本取决于上网电价成本、输配电成本与政府性基金，后两部分较为稳定，上网电价的提高有可能会直接反应至企业端，从而对地方经济增长带来些许困扰。2019年12月，湖南省印发的《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一语中的，“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持续降低我省工商业用户用能成本，参与市场交易的发电上网电量，2020年上网电价在基准价基础上适当下浮，以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
在此次电荒中，地方政府对于上网电价态度的“两极反转”显示的一个事实是这样的：尽管电力市场化改革已经持续多年推进，但是出于不同诉求，非市场的因素依然广泛存在，即使是政策已经划出的市场化空间都尚未用满、用足。此次“电荒”的出现在表面上与“煤电博弈”息息相关，但深层次，则涉及了更多主体的利益诉求。“市场煤”和“计划电”持续二十年的博弈，需要改变的也幷非仅局限于两个市场，有更多的外部因素需要考量，这可能也是煤电博弈难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