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法院能在严格依法的基础上兼顾情理，尽最大可能实现“情理法”相融相通，提升司法的温情，无论对个案还是对审判，均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就此案而言，具有确定性的基础事实是：刘暖曦幷非凶手。因此，对江歌之死，刘暖曦亦不负刑事责任。刘暖曦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对江秋莲负有赔偿责任，取决于刘暖曦对江母有侵权行为，且该侵权行为造成了对方伤害，依法应予承担赔偿责任。
仅从媒体披露的裁判中的说“法”部分来观察，一审法院认定了刘暖曦对江母负有侵权赔偿责任，同时也认可了刘暖曦仅负部分赔偿责任。这是因为一则刘暖曦幷非凶手；二来刘暖曦虽有过错，她承担的法律责任应与其过错相当。综合考量各项因素后，一审法院对江秋莲主张的有证据支持的各项经济损失1240279元，酌情支持496000元。
另有一项2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系法院考虑刘暖曦在事发后对江母发表刺激性言论所裁断。这样的赔偿比例分配是否适当，其背后的划定逻辑和标准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撑，还有待更多事实的披露。双方当事人是否认同这一裁判结果，一审裁判是否会成为生效裁判，也有待时间来回答。
从个案的正义来说，不管追求何种“情理法相统一”，严格依法都是第一位的要求，兼顾情理不但不会因严格依法而失色，相反，相得益彰的“情理法交融”会更显法治成色。（来源：新京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