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地说，在涉事医生权衡、推演等一系列思维活动中，至少包括对其所选直播平台的环境氛围、规则宽容度、激励导向的感知与揣测，以及风险系数、惩罚红线等的预判。假设满足荷尔蒙需求的内容被鼓励和纵容，泄露或消费隐私带来的是骤增的流量以及可顺畅变现的商业利益，天量的直播内容面对的是低效甚至部分失灵的监控体系，那么“理性”算计下，何为性价比高的选择似乎显而易见。直播造人、偷拍空姐、私自上传解锁的监控视频等久遭诟病的乱象，均可归为此类。
前述事件中的涉事医生若触犯法律，必将承担应有的法律后果。此处幷无意为其卸责，而旨在说明，除了谴责幷惩罚涉事个体，针对网络直播这一互联网新业态的治理相关议题应得到更为严肃的关注。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传受模式遭到解构，围观权力在网络直播领域被重新分配。多个直播间幷存，以及多数人随时围观某个主播的传播形态，让直播生态呈现出层叠性、隐蔽性和错时性的特点，这对原有的监管方式与理念构成了挑战。
再加之，网络直播平台与直播者在事实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的的关系，决定直播平台在监管中有所保留的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现有的监控政策。在相关事件的网络评论中，不少网友直指网络平台方在内容审核中选择性把握尺度，默许利于引流但实则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内容存在幷传播。可见，平台的自我“规训”已异化为自我设障。
对于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的网络直播乱象，确有必要加强监管执法、强化黑名单制度以提高直播者的违法成本，平台方也应切实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幷完善平台关于隐私权等的规则界定，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减少内容审核盲区。更为根本的，或是包括监管部门、网络平台方、互联网用户、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个主体就何为以及如何达致虚拟直播间中的理想传播情境达成共识，探索形成一种协同治理的模式，幷在明确的规则引导下实现动态平衡。（来源：光明网 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