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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眼中的新冠疫情:世界与台湾
http://www.CRNTT.com   2020-05-10 00:13:27


 
  二、论国家能力

  在美国几位重量级国际关系学者的眼中,这次“国家能力”也是被讨论相当多的议题。例如,福山就明白地指出:“判断国家是否有效应对危机的分割线,不应简单地将集权政体置于一边,而将民主政体置于另一边。相反,将会出现一些高效的集权政体,与另外一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权政体。民主国家之间也会面临类似的差异。政府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

  而在〈坎文〉中,也直指“白宫、国土安全部、疫控中心这些关键部门的失误,削弱了人们对美国治理能力的信心”。“在过去的70年中,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建立在财富和实力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国内治理、全球公共财的供应、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回应的能力与意愿所带来的合法性。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考验美国领导力的三个要素。目前来看,美国没有经受住考验”。

  另外,〈艾文〉中也提到:“若中国通过控制疫情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所谓民主的、权力分散的美国政府还仍在疫情里不断挣扎,那么美国对中国过去采取措施的反对态度,在许多人听来就会像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所以,〈艾文〉更明白地说:“美国要明白,面对自己失败的丑陋事实,美国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和中国的成功”。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从初期的松散,到后来疫情蔓延到美国全境,这说明了美国防范新冠肺炎的国家能力不足,也说明特朗普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及中国。当然这也引发到底是民主体制或专制体制治理能力孰强孰弱的争论。

  这个问题就像〈奈文〉所说的“病毒不问国籍,不分国界”,也就是病毒本身不会分什么民主体制或专制体制。这也呼应〈福文〉所称,政府防制新冠肺炎的绩效不在体制,而是在国家能力的问题。

  但是,由于台湾的防疫能力成功,不仅被各国传扬,台湾的驻英代表林永乐更投书《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说:“台湾这次对抗新冠肺炎的经验证明,不用威权国家的专制手段,民主国家仍可以成功对抗疫情。比起中国专制手段,台湾是管理流行疾病的更好民主模式。”

  如果是如此,那么防疫是否有“台湾模式”存在?任职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台籍研究员邱贞嘉就认为,所谓“台湾模式”,应该就是指“专业领导、重视科学资料、中央与地方协调”。

  问题是“台湾模式”是否就是真正的“民主模式”?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罗智强说:“新冠肺炎的威胁已造成台湾人民焦虑、经济萎缩、百业萧条,唯独民进党滥权、扩权、违反民主法治的行径更为猖狂,民进党政府在防疫掩护之下,掌握空窗期,企图在520就职前,就加速政治‘超前部署’,建立‘新威权’体制。”也就是,台湾防疫成功并非单纯的是民主体制的问题,其中还渗透着从去年民进党操作“抗中”的选战策略,对陆客、陆生与在陆台胞可以采取完全禁足的“杀无赦”的手段,这也让民进党所宣扬的“人权价值”遭到质疑。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在防疫的策略上,也是采取威权的手段,这不仅只是对大陆方面,像是在2020年清明连假期间,台湾11处景点和夜市人潮爆满,防疫中心立即提出警告,让人潮一下就消失不见。而当一名酒店公关成为确诊病例,全部的有女陪侍的酒店、舞厅等都被下令暂停营业。这种一声令下,全部封杀的手法,虽然不比武汉全面“封城”的做法严厉,但同样是一种威权的操作模式,不用五十步笑百步。

  反观,美国、欧洲,甚至是澳洲在疫情肆虐之下,最后也不得不采取封城、封州的做法,完全民主的防疫做法,只是一种真空的模式,不可能真实存在。这也印证福山称防疫无关体制问题,而是国家能力问题的说法。

  三、论国际秩序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后新冠时代”国际秩序的问题。在〈季文〉里,季辛吉呼吁:“无论这场抗击危机的战斗多么浩大、多么必要,都不应挤掉这个紧迫的任务:为过渡到后新冠时代的新秩序建立一个平行机制。”他认为这个平行机制可以藉鉴“马歇尔计画”和“曼哈顿计画”的设计经验。而相关的课题包括:第一,增强全球对传染病的抵御能力;第二,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第三,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

  在〈坎文〉中也忧心地提出:“当华盛顿方面踌躇不前之时,北京方面正迅速巧妙地利用美国的错误所带来的空窗期,填补真空,成为应对这场大流行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正努力宣传自身制度,向他国提供物资援助,甚至组织其他政府抗疫。中国明白,如果其他国家将自己视为抗击疫情的领导者,认为美国没有这样做的能力或意愿,这种观念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21世纪全球政治和领导地位角力中的位置。”

  这是因为当美国疫情严重泛滥之时,中国却已宣告抗疫战斗胜利。大规模隔离、交通停摆、全国范围内日常生活基本停止,这些措施因控制疫情扩散得到赞誉,习近平还因此特别到武汉视察。尤其是当武汉“开封”之时,美国的确诊病例却超越全球,让两国战疫政策形成强烈的对比。

  另外,〈奈文〉中也提到:“美国和中国能否持发展的态度促使双方合作,这体现在为处理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上提供全球公共财,同时又在传统大国竞争领域中角逐?美国能否对‘合作的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运用自如?夸大恐惧和分析最坏情况也许会让这种平衡政策变成无稽之谈。”

  当然,美中该如何应对疫后世界,〈奈文〉指出,当前的新冠病毒危机是一场考验。首先,双方应同意缓和降温舆论战。第二,应该认识到,如果1918年(西班牙流感)是一个先例,应该有前车之鉴,在那第一波浪潮消退后看到新冠病毒未来的浪潮,并且必须更好地为此做好合作准备。第三,新一波新冠病毒的浪潮将会冲击更加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应对能力更弱。出于自身利益和人道主义的原因,美国和中国对于共抗疫情应共同对联合国新基金(a new UN fund)宣布提供慷慨捐款,此项捐款对所有国家开放。第四,考虑到人类对这种新冠病毒仍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应该恢复10年前科学家们和医学专业人士之间的密切联系网。更好的应对办法是,增加一个由美中高层领导人担任主席的关于新冠疫情高级别委员会,以提供政治上的便利,废除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

  可以说,“后新冠时代”国际秩序的建立,还是有赖美中的合作。大陆学者黄仁伟就认为,国际体系的新趋势开始出现,朝着未来世界新体系的新秩序方向在走。如果能够成功控制疫情,需要有成功的国际治理模式;如果这个国际治理模式不能出现,疫情控制就会失败,而且会非常严重。这就看大国如何选择了。

  事实上,以欧美国家在抗疫的过程还是不断出现“反中”的声音,还是让人对“后新冠时代”国际秩序的建立不容乐观。这就像黄仁伟所说:“疫情在世界范围大流行以来,反华浪潮迅速上升,并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在欧洲已经出现了,丹麦总理直接拒绝中国的援助,义大利拿了中国援助后媒体还在骂我们。欧洲反华情绪由从民间排华到舆论攻击,再到欧美可能联手。如果欧盟成员国越来越多走到另一面,反华情绪就转化为中欧关系的倒退了。美国舆论就更负面了。特朗普和蓬佩奥、彭斯带头辱骂中国,而且有社会基础。反华排华浪潮一旦出现,就会来第二个问题,大量华人要从海外回中国。这又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后果以及疫情的二次爆发。”

  在这种现况下,蔡英文政府却不自觉,以为只要自己亲美,就不会被列为“反华排华”的对象。所以绿营网军不仅攻击大陆的防疫政策,也大举加入攻击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的行列,这引发谭德塞的不满,大骂台湾人对他人身攻击,台湾人充满种族歧视的心态。

  对此,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声援谭德塞表示,“关于世卫组织涉台问题,我们已经多次表明立场。民进党当局‘以疫谋独’不择手段,恶毒攻击世卫组织及其负责人,纵容绿营网军肆意散布种族歧视言论,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朱凤莲还强调,奉劝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政治操弄,藉疫情破坏一个中国原则和谋求加入世卫组织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

  民进党想要加入世卫组织,这是众所皆知的事,但是以不文明的手段进行人身攻击,是否真的能达标,恐怕只会离国际组织越来越远。

  尤其是如果全球“反华、排华”的浪潮一起,台湾人是否就可以马上变脸成为白人,而不遭排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民进党政府若想一再操弄网军抢占国际空间,恐怕最后台湾人民也会在“排华”的浪潮中一起沈沦,这是蔡政府不得不深思之处。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5月号,总第2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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