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指出了内地进入“后真相”时代的危害与要害。近些年来，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加速主义等等言论在内地的新媒体舆论场占据了相当大的声量，甚至把握了一定的网络话语权，究其原因，无不是利用了“后真相”手段与资本利益相结合的力量。比如在国际问题上，最能够刺激舆论高涨的无非就是在美国的武力逼迫下，中国必须以战争对付美国甚至不惜采用核武器出击之类的极端言论。在两岸关系上，最能够获得流量的言论，也就是台湾同胞都是台独分子，都是大陆同胞的敌人，和平统一已经彻底无望，中央对台政策失误，大陆越早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越好之类的。如果深究下去，大多数言辞极端偏激的网络红人，其一言一语都与金钱利益、资本运营有关。简言之，通过刺激民粹激情，收割爱国主义热情，获取个人或者小集团的经济利益，是内地的“后真相”时代的重要特征。
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中，发端自美国、或者是美国别有用心人士操纵的加速主义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舆论场。所谓的加速主义，就是指中国已经强大得不得了了，甚至超过美国了，必须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鼓噪要对日本、印度以及台湾用兵，甚至不惜与美国决一死战。这样的被“后真相”推动的舆论浪潮，当然有制造中国内部的民意矛盾、反噬中国既定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方针的企图心。特朗普集团一直在台湾海峡挑拨是非，用军事行动推动中国大陆加速主义的情绪膨胀，企图陷两岸于战火，美国政客坐收渔利，其心可诛。“后真相”时代的加速主义，给两岸人民的感情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
中评社数年来一直在警惕“后真相”、研究“后真相”，新闻传播工作与“后真相”保持距离，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中评社没有被“后真相”迷惑。今后，中评社需要在增强化解“后真相”时代的舆论能力方面，发挥更加重要、更加有效的作用。
六、中评社如何应对“后真相”时代的新闻舆论环境
中美关系、两岸关系、香港问题都是中评社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中评社的主要的新闻舆论生存环境。现在这些环境都进入了“后真相”时代，中评社今后要怎么办？中评社的应对策略何在？这是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
1.中评社首先要做到的是坚持传统的新闻原则、立场绝不动摇，除此之外无路可走，中评社绝对不能成为“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附随组织。在没有真相的时代点亮一盏真相的灯，虽然微弱，毕竟黑夜中还有一丝希望的光，中评社愿意做这一微弱的灯光。在新闻报道的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新闻本源是事实，新闻报道是新近发生的客观事实通过新闻媒介的反映。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事实在先，新闻在后。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新闻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界线，就是是否主张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以上的要点，中评社绝对不会忘记。英国赫克托·麦克唐纳是全球知名的商业资讯专家，为世界上很多顶尖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所写《后真相时代》一书，通过大量事例，讲述了四种竞争性真相，分别是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未知真相。中评社要提升自己的辨识各种真相的本领，无论是真相还是“后真相”，误区都很多，中评社一定要小心谨慎，跨越真相的误区。
2.中评社要更加充分地做到新闻理论创新与传播实践创新相结合。唯有创新，才有出路。中评社的今天完全得益于锲而不舍地创新。墨守成规就无法跟上时代，就会被时代的受众抛弃。现在我们正处在“百年之未有”的传播变革时代，“后真相”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变化而已，更多的未知还在后头。从中评社的历史经验来看，新闻理论需要重新定位，传播模式需要不断改进。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的关系都在急剧变化，新闻的作用也在重新组合。这一切都需要有创新的新闻思维、悟真的科学思维、周密的辩证思维。常常有人说“新闻无学”，大错矣！我认为：新闻之学，大象无形。《道德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就是：越好的音乐越悠远潜低，越好的形象越飘渺宏远，又指“越是大的成就往往越穿透悠远，越是大气度的往往越包容万物”。大象无形的新闻理论，能弄明白一二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是与时俱进、变化无穷的呢！“后真相”这个新闻效应让世界各国各地区人仰马翻，既有的秩序旦夕之间就被颠覆，不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吗？
3.中评社要懂得与掌握回避回声室效应的固化群体思维，不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根据MBA智库的介绍：回声室效应由心理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R.Sustein）提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回声室效应”更侧重在网络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给人们打造出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声室”。回声室效应的形成原因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涌现与发展，让网络空间的回声室效应愈发凸显。因为部分商业网站会根据搜寻结果提供类似的信息资料，所以人们在选择信息来源时，就已经进行了信息的过滤，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容易使得人们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里，而不同的圈子之间是相互隔绝甚至对立，从而导致形成“回声室效应”。我认为，回声室效应就是“后真相”时代的传播效应。中评社坚持做一个大众化的新闻媒体，要有广泛传播的能力，绝对不能把自己的传播能力局限在一个“回声室”中。此外还有类似的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群体极化、网络巴尔干化等等，都是要慎防的负面效应。
4.中评社要关注与研究“后真相”时代的新闻生态，知己知彼，才能利己。专家指出：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后真相”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有直接关联。如今，此类媒体已经取代传统主流媒体成为欧美国家民众主要的新闻来源。在现代主义兴盛的时代，客观事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这也是西方“客观新闻学”理念的精髓所在。然而，“后真相”却印证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再阐释甚至是故意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而是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总而言之，多元化、多样性、差异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等成了新媒体传播的特征，西方的新闻舆论生态正在被改变。“后真相”对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观的冲击值得我们深思。⑩西方的新闻舆论生态的改变，对东方的、尤其对台湾、港澳的新闻舆论生态又会有如何改变性的影响？这是中评社要面对与思考的时代课题。
5.中评社要运用大数据的武器，去迎战“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时代的克星应该是大数据，大数据分析是还原真相的利器。“后真相”源自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能够无距离接触和瞭解、解构的，也只有同样来自互联网的大数据。
专家指出：在治理虚假新闻的诸多方案中，大数据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巨量数据的集合，数据庞大、数字化、有规律可循是大数据的关键所在。大数据技术可以快捷地对新闻信息进行验证。网络传播时代，海量的信息已无法全部采用人工方式进行内容真实性的核实，因此，由传播技术进步带来的海量信息生产导致的大量失实信息的产生，也必须藉助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如前所述，大数据技术也许很难发现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但可以发现相关关系。例如，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发掘整理，发现何人、何事、何种体裁、何种状态，会较多地产生虚假新闻，然后在类似场景出现时，予以警示甚至干预。研究者的调查表明，西方一些藉助大数据进行的新闻自动核查技术，重点对用户特征（包括个人级别特征和组织级别特征）、新闻特征（包括文本特征和传播特征）和网络关系（包括用户关系网、事件关系网和传播路径网）这三个要素进行自动查验。这三个要素实际上是网络传播中的三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和传播关系。具体而言，即基于大数据的自动核查技术对监控网络平台和媒体中的各种形式的公共话语——包括新闻报道、演讲、评论、辩论等内容进行核查。这个过程需要在语言处理和机器人学习的基础上，由资深媒体人、传媒研究专家、语言学家、法学家、计算机工程师等共同参与核查、比对，从而得出相关可疑信息真实与否的结论。⑪这样的论证，与中评社的实践有比较一致的结果。中评社并不是一心要做核实新闻真与假的机构，而是要运用大数据来观察“后真相”时代的特征，以跨越“后真相”带来的舆论场误区。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在对付“后真相”方面，国际社会在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技术并非绝对中立，算法同样可以被赋予新闻伦理和价值观，将会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们要相信，“后真相”时代在全球齐心合力遏制下，一定会有大幅度褪去乱能的时候。中评社坚持初衷不动摇，乱云飞渡，我自巍然不动，就是最好的应对“后真相”时代的策略。
注释：
①《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来源：《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期，作者：郭小安。
②《“后真相”冲击西方新闻舆论生态》，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1月3日，作者：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③《后真相时代下机构媒体应对策略研究》，来源：今传媒，2019年1月15日，作者：谢婷婷、周丽。
④《反思美国“后真相政治”》，来源：第一财经，2018年36期，作者：黄湘。
⑤同上。
⑥《2020台湾大选所展现的新特征》，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2月号，总第266期，作者：张明睿，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秘书长、淡江大学战略所博士。
⑦《从“二合一”选举及其结果看台湾政治的新特征——一种结构分析的视角》，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3月号，总第267期，作者：李义虎，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兼院长。
⑧《中评论坛：国民党的变化与两岸角色》，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4月号，总第268期。
⑨《“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与应对》，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作者：赵丽涛，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⑩同②。
⑪《大数据技术与虚假新闻治理》，来源：新闻战线，2019年7月1日，作者：顾理平。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5月号，总第28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