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赵隆提出了两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一是后疫情时代，如何确定北极地区的优先合作事项？一方面，北极地区的科学研究因疫情而停滞，科学家对北极的研究受到旅行禁令的影响。另一方面，消费的下降也会影响到北极地区运输、经济发展等，未来如何开发利用北极地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将其他地区的发展与北极发展结合起来，值得探讨。第二，如何减少政治对北极合作对话的限制。特朗普时期，所有既有的对话渠道都搁置停滞，因此如何减少政治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拉朱内斯重点介绍了中国和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关系。他表示，过去中加之间处于一种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状态，中国投资促进加拿大的资源开发。这一时期中加之间虽然在政治和世界观上存在分歧，但并不影响双边的合作，加拿大将中国视为负责人的伙伴，而非竞争者。然而在霍普湾（Hope Bay）项目收购的失败标志着中加之间的这种动态平衡出现转向。加拿大投资审查局出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叫停了中国金矿巨头——山东黄金对加拿大黄金生产巨头特麦克资源公司的收购。
拉朱内斯强调，过去加拿大重点关注的四大领域是环保、经济发展、主权和对原住民的支持。但现在国家安全和美加关系占据了优先地位。美国方面担心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会威胁其安全利益，促使加拿大立场也开始转向。但加拿大的立场转变并非仅与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相关，中国在南海、台海、中日、中印问题上的外交政策等，使加拿大开始将中国视为一个竞争者。加方认为中国企业对涉及就业和政府收入的关键资源的控制，会成为中国政府的政治筹码。最后，拉朱内斯提供了两种可能的前景，一是中国表明自己不会挑战北极国家的安全利益来减少美国的恐惧，或者中国投资但不控制相关资源行业，从而赢得一种双赢的局面；二是双方在交通、科学研究等方面分歧增多，矛盾扩大化。
三位学者演讲结束后，针对观众们的提问进行了详细的回答，直播现场讨论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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