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员交流限制
诚如前述，由于军售过程在整体后勤支援(ILS：Integrated Logistics Support)范畴下，必须提供相关人员操作、保养与维修训练，所以由各个不同军备交易品项，就衍生出相关军售训练班次需求。其实许多此等训练课程，未见得是由美军教育训练单位所提供，特别是透过直接商售模式所购买之军备品项，美国政府与国防安全合作主管机构，在协助获得输出许可后，就不再涉入后续实际履约过程。
所以台北向华盛顿购买军备品项，在验证接收过程中，许多操作、保养与维修训练，其实是由国防产业合约商所直接提供，但亦有可能因为国防产业合约商无法提供相关教育训练课程，或是受限于教育场地、教具与教材，还有可能是本身缺乏武器验证测试靶场，到头来还是要请美军教育训练与测试验证单位支援，才能够依据采购商约，提供相关教育训练课程，完成履约要求。
许多关注台北与华盛顿军售关系之专家学者，可能根本就不理解，美国对外所提供之军事专业教育训练班次，其实都是列在军售项目之中。各国派遣军职人员赴美受训，各个班次都要支付相关费用，而这些活动都是列在军售项目内。由于对外军售目的在于巩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指导，必须维护与特定对象国之安全合作关系，所以才会依据军售品项，衍生出许多教育训练班次，这亦是各国与美国军事交流重要基础与主要活动项目。
从1965年6月华盛顿对台北停止提供援助开始，台北派遣军职人员赴美接受军事专业教育 (PME：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课程，再加上其它因为军售关系所衍生之训练班次，就无法享用美国国防部在安全合作项目下，所提供之国际军事教育训练(IMET：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援助支持。每项教育课程与训练班次，都必须依据年度军售教育训练班次清单，向美军争取派员参与军售训练，此等活动都是由台北支付费用才能参与受训顺利入学，因此其本质与定位确实并非单纯之军事交流，天下绝对没有能够不花钱就白吃之午餐。
诚然有些军售教育训练班次，并未与军售过程之军备品项直接相关，这其中包括某些指挥参谋学院与战争学院之深造教育，中低阶军官不同阶层之专业战术教育与专业训练，再加上军官学校养成教育阶段之各项班次，甚至是非属于美国国防体系内，属于军官养成教育类型之私立军事院校，都可以归纳在此范畴内。但就台北与华盛顿双方来看，除私立军事院校外，其他班次都列在军售清单内，同时透过军事专业教育，让台北军职人员更理解美国军事体系，对于未来维系军售关系与军事合作，确实是具有严肃之战略意涵。
前揭教育训练班次，台北能否顺利派遣军职人员入学参与训练课程，真正关键在于美国外交与国防两大体系，透过协商决定是否邀请，而不是台北愿意出钱，就可以获得入学机会。此外虽然在美国正统军校毕业算是个相当体面之学历，但就美国军校毕业生返回台湾，在军中实际服役表现来说，其实亦存在着相当争议，所以尽管存在此等交流管道，其效应究竟如何，恐怕还值得商榷。
四、无关军售之交流活动
除前述各项由军售关系所衍生之军事交流活动外，其他有关军事高层仪式性出访、参加特定军种庆典、受邀在区域驻军相关首长交接典礼观礼、附属军种或是特定兵科联谊性学术性组织年会，历史传承性组织(飞虎队，驻台美军眷属联谊会)联谊活动，甚至再加上受邀观摩美军演习训练活动，以及协助美军退役人员与家属来台悼念当初遭致日军杀害美军战俘活动，其实范围相当广泛，内容形态更是五花八门。严格来说，虽然是可以藉由活动增加双方军事人员之情谊，但若是未能掌握具体议题，其实亦无法产生任何后续政治与军事效应。
不过透过此等联谊活动，对于台北在美国国会之游说活动来说，确实是会有所帮助，但是随着时日变迁，许多藉由军事联谊，所曾经巩固具有影响力之政治关系，其实亦会有所变化。再加上中国大陆近年来在争取曾经来华援助抗战美军眷属，至大陆参访其先辈所曾历经地点，此等交流联谊活动，确实亦会弱化台北透过此等途径所建构之政治影响力。
三、政治效应与未来前景
台北与华盛顿间奠基于军售关系，其实本身就受到多项政治限制，甚至在名义上，美国都袛是将军备品项透过政府直接军售，或是授予输出许可，容许美国国防产业商将特定军备品项，以商业销售模式进行军备输出，但不论是透过政府军售抑或是国防产业商之商售作业模式，其输出对象都袛是注明是台北驻美国之代表机构，而不是针对台湾进行军售。
因此从美国政府在宣布对台湾提供军售时，还要在字面上维持此种表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之文书体例，其实就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处理对台湾军备输出作业过程中，面对与处理政治敏感性之审慎态度。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对于维持对台湾之军售关系，向来都是依据标准台词来应付各方查询；所有媒体捕风捉影刻意彰显双方军事交流或是协同训练之报导，原则上循例都是不予置评，由此就可以看出华盛顿在处理与台北军事交流关系时，确实是相当谨慎小心。
但是对于台北政坛来说，透过宣示与美军保持密切往来交流关系，其实是刻意在拉抬政治效应，经常会吹嘘到让人不可思议地步。其实许多美国研究两岸关系学者早就多次指出，台湾对于本身与美国之军售关系，已经到达过度政治化解读地步，但平心而论，军售问题本来就有其政治意涵，不论是就美国对外实施军售原始政策目的，抑或是此项议题纠结在北京与华盛顿两方互动关系，要让军售本身单纯留在技术与军事专业层次，其实亦是不切实际奢望。
同样对于衍生自台北与华盛顿军售关系之军事交流活动，当然亦就无法避免会遭人予以政治解读，而且几乎所有波折与过度炒作，都是源自台北政坛，但目前华盛顿亦开始有人跟进，究竟是由台北主导，希望透过出口转内销，来影响国内政治运作，抑或是美国政府亦有人认为，运用此等媒体操作方式，能够获得政治利基，其实尚待后续观察。
但就目前台北政坛来说，蓝营基本上对于军事交流议题都是保持低调处理，毕竟许多与美军事交流关系，会不会因为曝光而产生变化，其实谁都没有把握，确实亦难以拿捏。但是绿营就是希望尽量将双方军事交流活动端上台面，究竟是否希望藉由此等军事交流关系，产生替本身政治信念壮胆打气之政治效应，其实明眼人都是心知肚明。不论如何，展望未来发展情势，台北与华圣顿双方之军事交流，在质量上还是受到华盛顿所主导，台北方面就算有意积极争取，扩大提升双方交流质量，其实主导能力还是相对有限。
肆、结语
最后必须强调，军事交流关系绝非等同于军事同盟关系，许多报导传闻都经常将台北与华盛顿间之军事交流活动，刻意无限上纲描绘成军事同盟关系，殊不知缺乏政治基础与正式邦交关系，在法制面向上，确实是很难落实军事同盟关系。
同样要从军事交流活动逐渐发展成跨国联盟作战关系，其实亦是充满各种关卡与障碍。光是在各个国家本身军事体系内，要达成军种内之兵种协同，再逐步发展到跨越军种之三军联合作战，然后再将军事作战体系与国家政务运作体系相互结合搭配运作，建构出因应军事威胁之总体战争面，在各种法令都能统一号令前提下，都已经相当困难。
而目前在台北与华盛顿并无外交关系，同时更无任何法制协议作为军事同盟或是联合作战基础，要期待从不同类别之军事交流活动，在旦夕间转换成联盟作战架构，袛要务实思考，就会理解到其中困难程度。因此与其跟着某些片段零碎传闻胡乱起舞，毋宁需思考整体架构，才会对台北与华盛顿军事交流活动，赋予正确精准之定位。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8月号，总第28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