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投资、私人定制、迂回包抄……利益集团“花式围猎”领导干部，滋生腐败问题，践踏公平正义
从现实情形看，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主要有以下几种伎俩——
一是直接交易型，表现为常见的“权权、权钱、权色”交易，领导干部心甘情愿为利益集团所俘获。一些被通报“甘于被‘围猎’”的落马干部即是典型。二是情谊投资型，利益集团从细微之处入手、从日常生活出发，逐步对领导干部开展情谊投资，伺机谋求不正当利益，“温水煮青蛙”是其鲜明特征。如川煤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阿多，因商人老板故事讲得感人，认为其重情重义，视之为兄弟，结果陷入其圈套。三是私人定制型。利益集团事先摸清领导干部的个人偏好或特殊嗜好，有针对性地进行“围猎”。如广东省中山市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余锡盆和妻子喜好外出旅游，老板便组织以家庭为单位的旅行团，一应解决往返机票、酒店住宿、吃喝玩乐等费用，对其妻子看中的奢侈品悉数买单。贴心攻势下，余锡盆陷入深渊而不自知。四是迂回包抄型。一些领导干部抗诱惑能力较强，或难以直接接触，利益集团便迂回“围猎”，先俘获领导干部身边人，再借助他们谋求不正当利益。
利益集团如此挖空心思“围猎”领导干部，主要还是盯上了其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试图攫取更大的利益。一些领导干部在“花式围猎”中愈陷愈深，有的成为商人口中的“老大”或“大哥”，有的商人成为领导干部眼中的“自己人”。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就在你来我往中暗地进行。
从查处的案例看，权力和资本相互勾兑，不仅滋生腐败问题，污染政治生态，还破坏社会公平公正，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在重大工程项目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如安徽省蚌埠市招标采购管理局原局长赵明伟与个体商人串通，一个前台“拉生意”，一个后台“开绿灯”，赵明伟从中收受巨额好处。为增加自己属意企业的中标概率，赵明伟改公开招标为邀请招标，精准设定层层关卡，故意将有实力的企业排除在邀请招标之外。
此外，利益集团还违规干预司法、妨碍行政执法，践踏社会公平正义，使公众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严肃性产生怀疑。
权力寻租，内外勾结形成利益集团，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打折扣
个别腐败案件暴露出一种亟待关注的现象：权力寻租，内外勾结形成利益集团，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政商勾结、暗通款曲中被打折扣、搞变通，党的原则、国家的制度在不动声色的利益输送中被渗透侵蚀。
“感觉到跟我们两个是连体人一样。我觉得像信自己一样地相信他。”青海省原副省长、海西州委原书记文国栋，如是形容自己和不法企业主马少伟之间的扭曲关系。二人所谓的朋友交情，实际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就是一种权钱交易：马少伟送钱谋求支持，文国栋则利用权力大开“方便之门”。
政商勾结的背后，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阳奉阴违。早在2014年8月、9月，党中央就明确要求，坚决制止木里矿区破坏式开采。然而，在文国栋的支持关照下，马少伟的公司非法开采愈演愈烈，致使木里矿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与党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
同样，在不法金融集团和包商银行的深度腐蚀“围猎”下，原内蒙古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纪宁“落实党中央金融工作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放弃监守职责”。在明知包商银行不符合城商行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的制度规定情况下，薛纪宁仍要求原内蒙古银监局向原银监会上报了同意意见，使得包商银行成功设立深圳、成都、北京分行。薛纪宁在接受审查调查时交代：“没有我们推动，包商银行怎么能在区外设分行呢？就是想扩张，仅限于内蒙古，它发展不了那么快，因为内蒙古的盘子就这么大。”薛纪宁还纵容包商银行部分总部职能外迁，形成北京、包头“双总部”模式，造成监管“真空”。他事后忏悔说：“‘双总部’这个事我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后果是严重的，背后也有利益……‘双总部’的问题没有对党的事业负责。”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资本腐蚀“围猎”干部，党员干部与利益集团结合，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势必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破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
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纪检监察机关增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意识，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查清腐败背后的政治问题，严惩对党不忠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时刻防范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并且在通报中首先把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列出来。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南局原分党组书记、局长袁昌模“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造成严重后果”，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原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赵卫东“政治意识淡漠，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这样的“病历本”也警示领导干部，必须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决不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另搞一套。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围猎”绑架领导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并要求领导干部“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时刻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领导干部必须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沦为利益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在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搭建“防火墙”。一些地方推动制定政商交往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督促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开发、执纪执法、司法活动等事项登记备案制度。江西省南昌市纪委监委督促深化政务公开，提高政府重大投资项目、政府采购、产业引导资金分配等领域透明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防止只惩戒受贿者却让行贿者逍遥法外的现象。一些利益集团之所以胆大妄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违法成本过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明确了查处行贿行为的五个重点，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根据职能职责严肃惩治行贿行为。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对巨额行贿、多头多次行贿，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严肃惩处。江苏省纪委监委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受贿行贿一起查”工作的意见》及配套方案，要求发挥纪委监委职能，严肃查处涉嫌贪污贿赂的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
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实行动态管理和联合惩戒。陕西在省级层面建立行贿人数据库，将“围猎”领导干部、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实行动态台账管理。各职能部门将行贿人“黑名单”作为公共资源交易准入、企业资质审查的重要依据。湖南明确对“黑名单”里的对象，采取限制从事招投标活动、取消财政补贴资格、强化税收监控管理、提高贷款利率等措施联合惩戒。
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促使其自觉筑牢反腐蚀的立体防线。云南推进宣传与审查调查工作协同联动，对重大典型案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推出反腐警示专题片《围猎：行贿者说》《开尔行贿记》等，充分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