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记者：有观点认为，部分在内地学习的香港青年回港后，反而在某些方面会受到歧视。您认为，特区政府应如何利用好这些人才？
苏畅：我身边确实有许多“内地港生”胸怀大志，希望投身政府，加入公务员体系，但却由于特区政府对内地学历背景的刻板认知，导致产生了“只问出身，不问能力”的迷思，最后几乎没有一人可以实现个人理想。这种“怀才不遇”的情况，令人感到惋惜。事实上，随着国家实力日渐提升，内地高校的师资配套、教学能力、科研水平、国际口碑等各方面都与日俱增，内地学历在香港社会的认受性也比十年前提高不少，但如果依然因为既有的桎梏与刻板印象，而标签化甚至歧视“内地港生”，这无异于固步自封、划地为牢。
我认为，“内地港生”的身份具有很好的联系和沟通作用，可以促进香港青年和内地同胞彼此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于改善内地与香港关系的作用巨大。他们在香港的成长背景和社会网络，加上内地的求学经历与见识阅历，可以为香港的良政善治，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重要的动力和能量，再适逢香港开启“爱国者治港”新篇章的大好时机。我深信，在未来“内地港生”大有可为。
五年“北漂”读博生涯丰富了个人成长
中评社记者：我们知道，您刚刚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在此特别表示祝贺。能否请您和我们谈谈，相比在香港上学，您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的这段经历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别体会？
苏畅：由于我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香港完成学业的，因此相比起在香港上学，我在北京的求学经历则更加显得丰富饱满，甚至可以用“多姿多彩”来形容我这几年的个人成长和多元发展。
回首这五年的博士生涯，我在求知识和长见识等方面都有很深刻的经历和体会。第一，在“求知识”方面。我在清华学到了许多毕生受用的理论和技术，打下了更加扎实的学术基础，锻炼了更加突出的科研能力，对于我一直从事的社会调查与政策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在这段时间里，我参与了不少研究课题，包括作为清华大学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的主笔，研究香港群体身份认同的互动塑造机制；也作为“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研究员计划”课题组的副组长，研究在京高校港生前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意向。这些研究经历，对于我选择以群体身份认同理论作为切入点，研究内地与香港关系，并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经验。
第二，在“长见识”方面。五年的“北漂”生涯，让我有幸能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与活动去丰富自身见闻，开阔视野。比如在2018年暑期，参加了中国城市治理调查（CUGS），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社会调研项目，我担任华南地区的督导员，负责调查员的培训、统筹和调查监督工作；在2019年暑期，我以实习生的身份，在故宫博物院的经营管理处工作，让我对于历史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广宣传有了更多的瞭解。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亦参加了各类在京的交流、拜访和座谈活动，包括2019年的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习交流团、2020年的“与国同兴”内地高校港生交流团、2021年的港区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与在京港生座谈会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