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本地治理面临的挑战
香港回归后，各方面不断发展进步，但也出现经济长远发展规划欠缺，公屋轮候时间长、房价高企市民置业难，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青年一代上流困难等问题。这些经济民生矛盾是长久积累的结果，给特区政府的施政带来挑战。而这些具体问题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管治理念和管治模式的困境。
1.管治理念导致的困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为香港经济腾飞助力良多，令香港形成崇尚自由化、市场化氛围，小政府、大市场理念深入人心。当时的港英政府基本采取有限管治的模式，尤其在经济领域，即主要由四大商会来管理香港经济层面事宜，而政府只发挥协调主要商会的作用。这种“官商共治”的模式有其好处，也确实为香港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重自由市场、轻宏观调控，重眼前发展，轻长远谋划等。
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基本延续这一管治模式，中央政府也采取“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策略。“大市场、小政府”理念及“官商共治”模式难以为香港长远发展提出规划。在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后，香港又在融入国家与面向世界的问题上踯躅不前，蹉跎岁月。倾向自由放任的管治理念令特区政府施政团队在施政过程中畏手畏脚，缺乏主人翁精神，打工心态明显。管治团队虽有心，但力不足，一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项目久拖不决，令市民怨气不断积累。
说到底，回归后特区政府施政团队没有想清楚“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该如何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及时统一想法，调整管治理念，以适应新形势，中央政府也自缚手脚没有给予足够指导，导致一些问题愈演愈烈，形成国家领导人关注的“深层次矛盾”。
2.经济民生问题带来的困扰。2020年香港国安法出台及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香港原有的教育、传媒乱象及行政、立法关系糟糕的情况得以大幅改善。但是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是市民不满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动荡时的助推剂。首当其冲的是土地房屋问题。截至2022年3月底，公屋平均轮候时间达6.1年，是1998年3月底6.6年后的新高，即香港回归25年来，虽经过多任行政长官努力，但房屋问题仍没有很好地解决，反而愈趋严重。其次，新经济增长点不明显，经济优势有所减弱。从四大支柱产业到六大优势产业，再到近年着力发展中的创新科技产业，虽然香港也在不断提出新的概念，但这些新的产业对GDP贡献仍处在个位数，主要的贡献者仍是传统的金融和地产。如果香港无法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今后的经济增长会持续面临困难，且持续衍生青年、就业等系列问题。再次，贫富悬殊较为严重。特区政府2021年底发布《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指，2020年香港贫穷人口高达165.3万（政策介入前），贫穷率达23.6%，数字乃历年新高。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高达0.473，创45年新高，是各先进国家及地区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最后，行政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公务员改革举措，包括改长俸（退休金）制为合约制、自愿退休计划、修改纪律处分机制、薪酬与工作表现挂钩等。近年又进行公务员宣誓，不过由于公务员只负责政策执行，难免会有人有“维持现状”、不求进取的想法。
此外，香港的治理还不可避免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香港只能选择与国家站在一起，而不可能像回归前那样在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博弈中左右逢源、两面受益。这也给特区政府妥善处理香港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挑战。
（二）中央对香港管治方式的调整
如果说香港回归初期，中央采取了“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较为放任的管治模式，那么随着香港形势及内地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开始逐渐强调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这一权力的落实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和体制机制的配套。从2014年的白皮书到2016年的人大常委会释法，从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到2021年的选举制度改革，中央不断推进对香港的全面管治。
1.强调依据宪法和基本法治理香港
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这是首次提出全面管治权的概念，是对香港当时形势的一种回应。
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的涉港内容首次出现“宪法”字眼，即“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中央开始强调宪法与基本法一起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从法律层面夯实“一国”。从此，依“法”治港就是依据宪法和基本法以及人大常委会决定治港。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指出，“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值香港的“修例风波”，所以针对性很强地指出，“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预示中央将依法行使权力，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与执行机制。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决定制定的香港国安法被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即日在香港特区刊宪生效。
2.调整中央领导港澳工作的体制机制
2020年2月，中央改组港澳系统领导体制，以前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变为中央港澳领导小组。此举一是强化中央对港澳工作的全面、集中领导。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中央港澳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统筹各方力量，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香港、澳门的政策规定，香港中联办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兼任港澳办副主任。二是完善工作层面的机制对接，有利协调统一行动。港澳办负责中央有关政策的推进和内地落实，两个中联办负责在地贯彻中央部署，前后方协调一致、科学分工、密切配合、互相补位，加强全国港澳工作一盘棋。三是赋能港澳工作机构，强化港澳工作力量。港澳办扩大人员编制，因应新的形势增设安全司和宣传司，更好地做好在港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外讲好“一国两制”故事的工作。依据香港国安法成立驻港国安公署，人员由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构联合派出，这是中央继两个中联办后又一派驻香港的机构，有助更好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捍卫“一国两制”实践。
通过改革理顺港澳工作的体制机制，改变过去“九龙治水”局面，促使各方发挥合力作用，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不变形、不走样。中央既然设计了“一国两制”，幷把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就要在实践中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既把实行社会主义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建设好。
3.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明确完善选举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3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全票通过新的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3月31日起施行。新的选举制度重构了选举委员会，扩大了立法会议席，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参加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保“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全面落实，坚决把反中乱港势力排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之外。⑮
2021年9月19日，香港成功进行了选举委员会选举，这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举行的首场重大选举。2021年12月19日，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举行，选民投票选出90名立法会议员。2021年12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听取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述职时，指出“新选举制度符合‘一国两制’原则，符合香港实际，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制度支撑，是一套好制度”。2022年5月8日，香港举行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以99.16%的超高得票率当选。2022年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李家超时再次指出，“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对于落实‘爱国者治港’、保障香港市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推动形成社会各阶层各界别齐心协力建设香港的良好局面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三场选举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新选制落地生根，香港的管治进入由治及兴的关键期。”
（三）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这个社会各种具体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起着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它在一个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往往有着不同的表现。香港回归25年，社会主要矛盾出现变化。
香港国安法的出台和新选制的落地之前，由于没有完成23条立法，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出于基本“不设防”状态，导致内外反华、反共势力视香港为影响或干扰内地的“桥头堡”。香港每次遇到的重大社会事件，都有内外反华、反共势力的身影。反对派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泥潭，建制派有心无力，特区政府在推进政策时经常受到掣肘，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成为反华势力趁机打“香港牌”制约中国政府的“管用”工具。因此，在香港国安法和新选制落地之前，香港的主要矛盾是“管治权”之争，是美西方及其在港代理人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争夺香港的“管治权”。在这一争夺中，虽然中央政府占据优势，但幷未形成压倒性态势。
香港国安法和新选制落地后，香港的主要矛盾变成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政府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无论是特区政府的管治还是中央政府的治理，都以香港的良政善治为主要目标。也就是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基本解决后，香港要在巩固安全的基础上重点解决经济问题，把经济发展好的同时，注重更公平的分配，让市民更好享有经济成果，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
中央搭好了“爱国者治港”的舞台，戏要由香港特区的管治者们来唱。多年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不会因改了选举制度、换了一届政府就迎刃而解，还需要香港各界同心同德，付出智慧与努力，才能逐步缓解乃至解决这一新的主要矛盾。
三、“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
“一国两制”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自香港、澳门回归之日起，“一国两制”实践就是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的治理问题。两个特区各有特点，治理方式也各有不同。展望未来，中央政府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仅因为“一国两制”方针写入党和国家的报告、文件，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还因为港澳的治理尤其是香港的治理对台湾仍有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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