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镇化的趋势将逐步展开
文章表示，由于中国城镇化跨越式发展的特征，城镇化在区域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总体上会出现发展阶段叠加的现象，即在城镇化总体上尚未完成人口从乡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和郊区化阶段的时候，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始大量产生，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先兆包括：一是乡村休闲旅游人数增势迅猛，近年来每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游客达数十亿人次，形成几千亿元的消费，当然目前受到新冠疫情的很大影响；二是由于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昂，从大城市到乡村异地养老的现象越来越多，全国各地气候宜人、舒适安逸的乡村和小城镇，以及越来越多的“康养中心”涌现；三是城里人因各种原因到乡村、小城镇长期居住，使乡村生活重新活跃起来；四是一些进城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以及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创业和就业，推动了乡村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融合发展。
即便是我们根据现在的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按总人口计算也还有约3.5亿人是乡村居民。但那时，乡村常住居民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再是农民，这些乡村外来人员将成为推动乡村生活复兴的重要力量。中国无论是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产业融合发展政策上，还是在破除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上，都需要为未来的逆城镇化趋势做好准备。
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一个长期过程
文章指出，对户籍制度改革大的方向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就是逐步放宽对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限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学者对户籍制度弊端的分析，都集中在户籍制度限制和阻碍劳动力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但事实上，城镇化发展到现阶段，户籍制度弊端的另外一面也逐步显示，就是也限制和阻碍了城市人口向乡村的流动和逆城镇化趋势的形成。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任务，应该包括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和资源的双向流动，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好制度安排。
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动权在城市自身，城市发展的人才和劳动力需求形成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则形成户籍制度改革的财政压力，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度是这种动力和压力的比较。当前在经济增长下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情况下，户籍制度的改革也会成为一个长期过程。
城镇化进入全面提升发展质量的新阶段
文章认为，中国城镇化已经处于快速发展的中后期，尽管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增大，但城镇化动力仍然强劲，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中国从2012年开始，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理念，这标志着中国的城镇化进入全面提升发展质量的新阶段。
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的新要求。一个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的新要求，即城镇化不仅是物理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是全体人民走向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这方面城镇化推进的重点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链条等向乡村延伸。另一个是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要求，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终结了粗放式扩张的发展阶段，从土地使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能源低碳、数字化治理到垃圾分类、“厕所革命”、背街小巷整治等，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都成为城镇化的“硬约束”。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人们对新型城镇化也具有一种期待和厚望，即城镇化能够继工业化之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成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同时，也因为自身的国情形成一些特殊的鲜明特征和严峻挑战。在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城镇化在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中的选择，也将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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