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维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寓于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和平发展之中，“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实践具体展现了和平发展的文明史观。他表示，从“两岸一家亲”到“两岸命运共同体”、“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心灵契合”等概念，标志着这样的统一，已经超出了邓小平当年有关香港回归后维持现状，“舞照跳、马照跑”等形象说法实际含有终极目标共享、部分制度融合的前瞻性的意涵。他强调，今天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逻辑是建立在更大格局之上——中国增进人类发展的文明史观，这具有前所未有的胸襟和自信。坚持和平统一的方针，不会因台湾地区领导人变化而变，也不会因大陆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而改变。换言之，是否坚持和平统一的关键因素不仅仅是实力的对比，而是如此解决台湾问题也符合中国所秉持的和平与发展的现代价值观。
吴维旭表示，对历史的继承并不排斥与时俱进的开创。鉴于历史的局限，“一国两制”设想的初衷也有其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比较强调两岸的制度差异，对两岸经济和社会融合认识相对不足，这与当时两岸经济差异较大、大陆开放程度不够、科技进步水平有限等均有关系。当前香港社会经济在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更多是“一国两制”在港实践过程中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下所诱发显现的制度调试问题。他认为，在香港问题上，以往仅强调制度区隔，强调“井水不犯河水”，而未能预见到港澳在回归后与内地的经济和社会如此快速融合之趋势，从而给后来两地人员交往、基础设施联通等带来一些矛盾。由于欠缺相应的具体制度融合支持，临时应对式的“补课”难免会引发香港社会的部分不安或不满情绪，进而增加了“两制”运行的交易成本。
对此，吴维旭指出，在探索台湾方案时，一定要根据当下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可能趋势，增加和丰富“两制”的具体内涵，处理好“两制”并存与两岸经济、社会融合的辩证关系，为统一后的长远发展奠定稳定的制度基础。他认为，两岸之间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已形成比较密切的经济产业与社会联系，统一后的两岸除了要在经贸往来、产业互嵌方面进一步加深外，更重要的是两岸应主要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或手段，建构或加强各经济领域的资本与技术合作，推进包括能源、交通、网络等传统与新兴重大基础设施联通等的社会经济融合，进而增强我对确保台湾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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