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第三次分配讲补充，这样的表述需要从学理上做进一步论证。
当然，初次分配讲效率，但是初次分配也要讲公平，并且初次分配的公平是最主要的公平。我们鼓励劳动致富，就必须通过劳动解决我们基本生存发展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就业、不能通过劳动所得过上体面的生活，更无法通过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致富。初次分配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在其中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如很多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最低工资制度，通过法律规定劳动者应该获得的合法权益。
再分配应当讲公平，但是再分配也要讲发展。各个国家都是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进行再分配来调节经济、刺激经济发展的，如果只讲公平，经济发展就会变成“分蛋糕经济”而不是“做蛋糕经济”。即使在西方经济体中，再分配也要扮演继续“做大蛋糕”的角色，至少是稳定大的“基本盘”的角色。
第三次分配主要是企业家慈善行为，彰显的是社会责任。三次分配要健全法律体系以鼓励企业家通过慈善捐赠履行社会责任。知识界要肩负起准确理解分配的责任，切忌在缺乏理性认识条件下进行解读。
第三，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要致力于三个方面：一是上不封顶，二是要保底，三是要扩中
首先，上不封顶。如果规定一个人收入和财富的上限，第三次分配将不复存在。如果一方面希望企业家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限制企业家赚更多的钱，这是一个悖论。我们应该鼓励企业家赚更多的钱，因为企业家是一个难得的群体、是一个能人群体，社会上祗有少数人能够成为企业家。但与此同时，也要用法律、政策来鼓励企业家做慈善，促进他们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其次，必须要保护比较脆弱的社会群体，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政策，来保障他们的生活。如今，中国的道路、桥梁、高铁等“硬基建”基本建设完成，5G、智慧城市等新基建也正在进行。接下来，我们要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软基建”建设起来，既保护好社会相对脆弱的群体，也为促进社会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奠定良好基础。
再次，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但在总人口中占比不到30%。如果按照有60%-70%的中产者才可称之为“中产社会”的标准来看，我们距离真正的“中产社会”还存在距离。其中，搞好“软基建”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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