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全球层面，通过“非拉”援助和合作新政策，压缩中国发展利益新空间。“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 就涉及和影响当今诸多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而言，无过于当下愈演愈烈的中美战略竞争。从美国的角度看，与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推进战略竞争既是为了夯实或筑牢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也是为了保持美国在全球战略稳定中的优势地位。因此，一方面，在非洲，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非经贸合作持续增长而引发的美国担忧，非洲已经成为中美进行战略竞争的场所。在延续特朗普政府对非政策中“大国竞争”意涵的同时，拜登政府更多依靠多边组织和盟友来强化同中国的战略竞争，实行“价值观外交”，继续维持附加政治条件的对非援助。 另一方面，在享有美国“后院”之称的拉丁美洲，拜登政府在特朗普政府排华思路的导向下，高举“美国归来”大旗，加大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着重推行“民主善治”、治理移民、助力抗疫、帮扶复苏等议程，力求修复美拉关系。
第三，对华战略竞争路径更加清晰。结合拜登政府的执政理念及其上台至今的对华政策调整和不断推进，不难看到其对华战略竞争路径愈益清晰，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以经济和科技为美国实力发展的有力抓手，锚定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正如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保罗·甘乃迪在其经典之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国家间的竞争尤其是伴随大国的兴衰规律体现而来的大国竞争，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以科技、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之上的竞争，而要赢得大国竞争就必须增强自身综合实力。为此，在秉持“自己任期内，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的政策理念下，拜登政府围绕国内经济发展、就业计画、基础设施投资、科技发展特别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5G通信、晶片、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技术等高科技研发产业制定对华政策，力图拉开并保持与中国的综合实力对比差距。
二是以“价值观外交”为准则，争夺对华战略竞争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价值观是规则制定的内在理念，规则制定是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即规则的制定通常是以某一套具体的哲学理念、价值观或理论体系为依据。 因此，基于价值观而来的“价值观外交”作为国家外交决策出发点和外交行为准则的评判依据必然体现为对“相同价值观”国际规则的认同和接受，对“异类价值观”国际规则的争夺和冲突，特别是就当前的拜登政府来说，“价值观外交”不仅是美国民主党的政治传统，也是拜登政府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价值偏好。上台至今，拜登政府以包含人权、民主、自由等在内的“美式价值观”为由，先后对涉及中国内政的新疆等事务予以炒作和攻讦，不仅在其国内以立法形式正式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纳入美国法律体系，禁止进口新疆产品，而且还联合欧洲所谓的“价值观盟友”通过法律议案对中方有关官员予以共同制裁。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也对中国进行谴责和制裁。 这也是美国民主党新党纲所指出的，如果美国不代表“民主国家”制定规则，中国就将掌握规则制定权并主导世界发展模式与国际领导地位。
三是以国际公共产品“去中国化”为路径，推动对华政策的“小多边主义”集团效应。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推进的必然结果，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不论是对霸权国美国还是崛起大国中国而言，都是其应有的国际义务和大国责任。然而，面对百年变局下权力转移带来的中美实力相对变化，美国却把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和丝路基金等视为挑战其霸主地位的修正主义行为和表现，进而通过联合其盟友和伙伴关系式的“小多边主义”集团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力度和围堵范围。继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意图制定“去中国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之后，拜登政府更是对特朗普政府时期提出的“蓝点网络”计画予以继续推动，力图以“蓝点网络”计画推广美国基建标准，从而达到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扩展。 近期，拜登政府提出并持续落实的“印太经济框架”作为充实“印太战略”升级的重要内容，既源于美国加入CPTPP意愿下降且政策空间不断缩小的国内现实，也是其开展对华地缘经济竞争以重新掌控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的产物。虽然“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效用尚待观察，但其意图通过打造俱乐部形态的“小多边集团”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四、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策略
面对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及有关政策的后续推进，可以预见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新常态的延续，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将会变得更具系统性、复合性和全球性。有鉴于此，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时期，中国应秉持大战略和大外交思维，并结合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以自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国内大局方略，辅之以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为国际变局方略，即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本方略上，全面聚焦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部事务，审慎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和风险挑战。
其一，做好战略规划和保持战略定力，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中大国的兴衰变化规律，尤其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是与世界潮流趋同或与之良性互动，而非与之趋异或抗衡。与此同时，要确保国家发展及可持续崛起就必须富有战略思维并制定战略规划和保持战略定力，这是因为缺乏连贯性或韧性的战略必将导致国家的自我失败，甚或跌入诸多陷阱，如当下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论。
对做好战略规划和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性及重大意义，习近平深刻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就会错失发展机遇”。因此，在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中国应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需要，在构建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础、以地区战略为依托、以全球战略为支撑的国家战略体系框架的基石上，完善和发展具有新时代意义和价值的中国国家战略体系，致力于塑造积极的、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和可预期的大国形象、大国风范和大国文明。
其二，推动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国际影响力等各方面已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和挑战愈加突出，特别是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多。以上国情特征要求中国必须在正视既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发展差距，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而全面提高国家综合实力。
这意味着，面对当前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带来的挑战和制约，中国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优先注重国内事务，把国内的挑战放在核心位置，继续秉持“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路线方针，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而全力打造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 并最终获得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这是因为，对任何国家而言，涵盖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在内的综合国力提升是一国开展对外交往和推进对外政策的必要非充分前提。
其三，推进军事和国防力量现代化，实现中国强军和强国相统一。推进军事和国防力量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军事和国防力量强，则国强；国强则必然军事和国防力量强”。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历经“落后就要挨打”的近现代史的历史教训和经验总结。对此，习近平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所以，推进军事和国防力量现代化，实现中国强军和强国相统一，从而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可谓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障和战略支撑。
再者，在一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时沉渣泛起的百年大变局时代，当大国之间的竞争或者对抗导致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失灵之时，构成该体系单位的各主权国家只能基于实力原则把军事力量及其安全视为“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 这是因为军事力量依然是国家在21世纪极其重要的权力来源，其运用方式不仅塑造着主权国家的政治考虑，也提供着有助于形成最低限度秩序的框架。 因此，“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 既是新时代中国推进强军事业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责任担当。
其四，加强中美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弱化中美战略竞争的溢出效应。当今世界不仅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同时也面临世纪新冠肺炎疫情反复跌宕、核扩散、气候变化和技术颠覆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因此，在一个发展与挑战并存的全球性国际社会，面对共同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任何国家和地区若要全然退出或者独善其身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要有效应对和系统防范，国际社会就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国际合作。
正如习近平指出：“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中美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肩负着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国责任，在涉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上更是责无旁贷。虽然身处中美战略竞争的大国博弈时代，但中美两国依旧存在推进双、多边国际合作的领域和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美两国合作内容丰富而深远，其关键之处就在于战略权衡和取舍。就当前中美关系来说，在弱化中美战略竞争溢出效应的同时加强中美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不失为一种二者兼顾的战略选择。
其五，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机管控机制，努力构建中美共同认同的地区历史角色。作为太平洋两岸的大国，中美之间存在分歧和摩擦可谓很自然，也很正常。自建交迄今，即使中美之间发生过重大危机，但都得以妥善处理。然而，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持续跟进和落实，中美发生现实冲突的风险陡然上升，特别是美国前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国强烈警告依然窜访台湾而导致的台海危机加深。因此，在当前形势下，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机管控机制以防中美双方因形势误判从而“梦游般”走向全面冲突显得愈加重要和必要。而要缓解彼此战略焦虑，就必须构建中美共同认同的地区历史角色。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一个事实，“即美国在亚洲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许多亚洲国家也需要美国”。 换言之，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激化的当前时期，外加中美各自国内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美两国在强化其各自国家身份认同的同时，也要努力构建中美共同认同的地区历史角色——亚洲或亚太地区大国身份。在此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携手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最后，平衡中美不同的“国际秩序”立场基础，推动实现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现代化。中美两国对国际秩序不同的立场可谓是中美战略竞争在国际秩序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当下，美国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中国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就其立场基础的区别来说，美国主张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源于西方特定的国际政治语境，附带权力和关系两种特性。而中国坚持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要义在于强调国际法在法律上的应然性，依据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体现的法治精神以及国际法的有关规范性寓意，反对西方国家从国际政治上对规则做出的实然性解读，并对抗其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内生的国际强权政治逻辑以及对中国实行的规则压制。 这就是说，中国更注重国际秩序所含有的国际法治意义，而美国较为关切国际秩序所蕴含的国际政治意义。溯及当今国际社会中几乎被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法秩序的国际法体系，可以看到其法律规范构成不仅包括一系列法律规则，同时也包括诸多法律原则和准则。因此，作为权衡之术的法和法律可以平衡中美不同的“国际秩序”立场，从而最终推动实现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法秩序的国际法体系现代化。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要建立一个普遍性和合法性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根据当下的现实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而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法秩序的国际法体系正是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20JZD056）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7月号，总第3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