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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需持续、快速下降的情形下，国内经济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呈总需求不足的特征，这就要求推动投资与消费形成扩大内需的强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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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10月9日电／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但同时在外需持续、快速下降的情形下，国内经济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呈总需求不足的特征，这就要求推动投资与消费形成扩大内需的强劲合力。
中国内需提振空间广阔
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费兆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谷丹阳文章分析，其一，中国消费结构仍然具有较大升级空间。人均GDP在2019年首次突破1万美元，是中国走向后工业化时代的重要标志。纵观美德日韩等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一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往往会发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国当前的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大致相当于日本和韩国20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消费升级空间依然可观。具体来看，中国可选消费尚在普及与升级阶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且城乡差距仍然存在。此外，以“科教文卫”为代表的高端服务性消费上升较为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领域的有效供给不足。如果通过加大对“科教文卫”和其他高端消费领域的投资来创造相关需求，同时持续推进以“科教文卫”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来提升相关行业效率，就能够打开中国居民在可选消费、高端服务性消费等领域的广阔空间。
其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尚处“半途”中，增量空间和存量改进空间广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进程不仅推动了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增加，还通过改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推动了住房、汽车、休闲、旅游等新业态发展。但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化率与西方主要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需要继续通过新型城镇化释放国内需求。此外，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在现有城镇化的基础上持续释放大量需求。
其三，高储蓄率是持续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的基础。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支持中国高投资率的基础是更高的储蓄率水平。提升资本转化效率将是当前化解中国资本供给能力下降的有效途径。从中长期看，有必要对金融体系进行整体改革，完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在短期内，应积极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步提升投资转换效率。一方面，完善现有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吸引更多境外的中长期资金。另一方面，继续发挥商业银行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积极作用。提升商业银行一体化投融资服务能力，引导商业银行用好多元化服务手段为合作企业提供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及时投放政策性中长期信贷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追加投入，形成杠杆效应。
其四，高质量金融开放为国内资本存量提供新支撑。理论研究表明，国际资本通常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2018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当局稳步推动金融业开放，包括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高标准、多渠道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等。展望未来，随着资本和金融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净流入额将更加稳定；股权和债权投资也有望从净流出转向净流入。在人口老龄化致使中国储蓄率降低的背景下，境外资金持续的稳定流入为国内资本存量提供新的支撑。从中长期看，由于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速，中国的自然利率（自然利率决定实际利率的长期水平和走势）水平将持续且显着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
其五，宏观政策空间较为充足。中国政府保有正常的政策空间，为实现自身稳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策环境。就货币政策而言，中国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4%，仍存在一定降准空间。消费动力不足以及收入增长放缓导致价格水平持续低位运行，意味着当前的实际利率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为进一步降息提供了政策空间。就财政政策而言，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假设下，政府部门通过自身的赤字开支提供基础货币，再进一步转化为国内私人部门的净收益。中国可在压低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同时，通过适度增发国债的方式充分利用财政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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